社论：以稳定和健康社交避免自杀风险 | 联合早报

新加坡援人机构发布年度最新自杀统计数据，显示去年自杀身亡人数为每10万居民中5.91人。从绝对人数上来看，这不仅是冠病疫情以来最低的，从百分比上放眼全球也是极低的；令人关注的是，在30岁至39岁这个年龄段的自杀人数占比较去年的数据大增23.9%，背后原因值得探讨。

从正面来看，统计数据低，意味着我国到目前为止，在防止自杀方面效果不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统计，宗教信仰强烈和家庭结构紧密的中东阿拉伯国家长期自杀率低，但背后原因包括宗教和社会风俗对自杀的禁忌，和社会压力的隐形导致数据被扭曲等等。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逐渐开放，个体意识提高，心理健康问题在阿拉伯社会也越来越受重视。

自杀率问题值得引起关注，不只是因为它是生命的耗损，也因为轻生的结果可能给亲人朋友造成巨大的伤痛，甚至终身的心理创伤；更重要的是，自杀作为非自然的生命终结，它间接折射出社会关系紧张以及当事人无从释放的压力。一个鼓励相互关怀的社会，结合不断强化触及面的辅导机构网络，能帮助为有需要者提供及时的支援。

单是一个新加坡援人机构，去年便接到8000多个30岁至39岁这个年龄段的求助电话，显示这个中年前段的年龄层——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压力不容小觑。这个年龄段是20岁至29岁年龄段的延伸，后者占本次报告中死亡率的第二高，因此对数据的整体解读，除了应该纳入传统上的工作、家庭背景等等因素，也必须考虑网络时代的特征以及科技造成的压力等等。

很多社会学、心理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都指出，社会原子化（social atomization）和社会联系的弱化是自杀的重要原因。现代社会学先驱、著有《自杀论》的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主张，个体在缺乏社会支持或规范时会产生无力感，人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中一旦出现断裂，更容易感到迷茫，自杀风险显著提高。

在越来越先进的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时代，浅层次的虚拟联系容易被误解为社交，进而取代实质、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与建立情感的联系。这种碎片化的联系现象不仅在青少年之间如此，在成人之间也可能存在，它其实造成不少诸如错失恐惧症（FOMO）甚至网络霸凌等的焦虑，对心理素质比较脆弱的人带来不必要的刺激和打击。因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固然对人的生活与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与帮助，但它对人际关系或个人精神所可能造成的隐形诱惑和危害，是必须警惕的。

事实上，每个人都应该自我警觉，沉迷在手机或社交媒体的时间越长，越可能浪费了促进人与人之间情感深化的机会，或为自己寻找和开拓实质社交网络的时间。在少子化时代成长的一些家长，或许本身都沉迷于科技产品，难以督导孩子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大隐忧。

自杀或心理健康问题由来已久，但网络世界的孤独特性叠加到少子化的家庭趋势，更容易让社会原子化的缺陷走向极端。如何鼓励人们建立健康的人际与社交关系，让孤独无助的问题不至于在社会中“向下扎根”，是整个社会的新时代考验。除了持续打造更健全的社会心理安全网络和援助网络，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带来的冲击，社会也应该有所警觉，做好准备。

稳定而健康的社交圈对于年轻世代的情感支持很重要，随着年龄增长，也有助于避免孤独感的蔓延与深化，进而侵蚀心理健康。放下手机、回归人际交往的智慧，是现代人重要的功课，透过人际交往，学习化解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则是不分时代与国家，每个人可以自我成长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