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文集选编 英培安杂文再思社会议题 | 联合早报

华特·班雅明被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称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他的《单向街》是众多论述中最贴近大众的一部，充满他对社会景象和微小事物的观察。《单向街》创作于1928年，当时德国走出一战结束后，政治与经济的转变时期。詹明信则在《班雅明：多重面向》一书中剖析，现代人处在理论时代（age of theory），历史的境况会澄清一些不证自明的东西，但对班雅明那个年代来说，他的青年岁月和智识造就的阶段，正是新康德主义盛行时，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真理。

杂文语调一针见血

在这种重视实用、逻辑、理性的时代背景下，《单向街》维持了班雅明的写作特点：游荡、灵光闪现和星座布列，以精妙、跳跃、碎片结构的形态书写社会观察。对照英培安在1980年代出版的几本绝版杂文集《说长道短集》《人在江湖》《破帽遮颜集》与《拍案集》，从知识分子与社会观察者的角度剖析社会。40年后，刘碧娟博士再编《关于：英培安杂文编选集》，从绝版杂文集中选出154篇，归类为数个议题，从自己、思想、品德、身份，到女性、感受和生活，尽显他的社会关怀，但不故作高深，而是采用了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杂文语调。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建国后积极发展，80年代正是辉煌年代。而英培安是这么看自己身处的年代：“70年代以后，理想主义就没落了，现在是80年代；据说是实用主义抬头的年代。现在的年青人对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是毫无兴趣的，现在他们最有兴趣的是电脑、工商管理……”（《怀旧》）。他选择用一个怀旧者的姿态针砭时弊，虽不乏旁征博引，但也深入浅出。比如“关于品德”一辑的《孝道》一篇，他谈到敬老，提出最不幸的事情，无非将朝气蓬勃的年青人困在家里，服侍残年的老人吃饭、大便、洗澡，也许连生计都成了问题。“因为社会贤达反对，社会舆论攻击，把老人送去老人院是非常不孝的。于是，年青人的生命就这样耗下去，耗下去，和垂死却不死的老人一起沉入痛苦的深渊。”

今昔对照社会课题

相隔40年的作品结集具有时代意义。这让读者作出今昔对照，验收其文字的普世性，观照社会的发展走向，什么改善了，什么依旧不变。对照现在，人口老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传统观念难以改变，但我们确实看到社会出现更多乐龄设施和福利机构，养老不再只是个体的责任，而是从公共建设上为老人设想。

同样谈敬老的篇章有《政治》。英培安引用法兰西·培根的书《新阿特兰底斯》，小说中的理想国由科学家和哲学家执政，没有投机的政客，没有政党，更没有表演意味强烈的竞选活动和群众大会。与之对比的是柏拉图的理想政治人才，他们受过有系统的身心教育，30岁以后开始学哲学，再离开学术生活，投入社会磨练搏斗，累积实际经验。身经百战后，年过半百，正是最理想的统治者。英培安认为，青年才俊也许满肚子学问，但身心未必成熟，往往失于浮躁或急功近利，政治问题千变万化，无怪乎在许多国家，居高位掌大权多为老年人。

他还相信开放的社会需要一群热情的怀疑者。这或许也包括怀疑自己。于是，在“关于身份”一辑，他为“文人”形象祛魅，谈到大思想家和大文学家不一定就是读遍万卷书的人，诸如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影响后世的思想也来自生活实践和独立思考。《读者的眼睛》和《捞家》两文，强调文化工作者不应马虎敷衍，把做文化当成投机生意，因为读者、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前者更直抒心中担忧：“每天在报上不断写写写……有时良心发现，真的从心里抖出来，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背后大吐苦水呢？”作为累积了阅历和社会、文化资本的文人，他意识到可能存在的盲点，以此警惕自己和他人：唯一使自己安心的方法，尽量写得认真一点。

《关于：英培安杂文编选集》编者刘碧娟博士（左起），在新书发布会上与吴伟才、刘培芳同台对谈。（城市书房提供）

英培安谈性别观

也许编者是女性使然，《关于》特别收录一辑谈女性，让我们瞧见英培安的性别观。《女作家》一文说，有“女作家”这一称呼，并不是因为世上没有男作家，而是人们总是把作家想象为男性形象。女性写作者过去隐身，并非不存在，而是缺乏受教育机会、只出现在私领域，甚至把书写出来了，只能以男性名字发表。后来，男女平等的时代到来，女性也能成为作家，而且不逊于男性，渐渐有了“女作家”的称谓。

然而英培安直言，只要女作家这名词一天还存在，真正的男女平等就难以实现，如果女性竟还以这头衔沾沾自喜，那就更难了。这个词汇最终还是大男人主义在作怪：把“女作家”从“作家”或“女人”中区分开来，一是因为惊奇于女性能作文，二是将能文的女性视为特别乖巧的宠物对待，也就是如此，许多男性看似特别欣赏“女作家”，尤其作风大胆的新潮“女作家”。他在文末调侃说，不如把写作的男性也称为男作家，这条账是不是就能拉平了呢？

他谈女性，不仅谈论知识分子阶层，从古至今梳理，有条理地抒发其社会关怀。“女性”一辑也说中国古代的节妇烈女、红颜祸水论，到新加坡社会关切的“妇女问题”。在新加坡，人们普遍受到高等教育，建国总理李光耀就曾经发出忧患，认为这会影响生育率。这最终也是因为受现代教育少，观念传统的妇女更愿意走入婚姻，并且以传宗接代为己任，现代女性更有自主意识，认为若没有时间好好教养儿女，平衡个人理想和生儿育女，情愿不生或生少一点。

在过去，男性常居优势，至今性别平等的社会倡议也还在持续中，英培安在当时看见女性的处境和性别政治的吊诡处并直白提出，如今看来也令人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