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咖啡仔 八旬老行尊忆苦思甜见证行业变迁 | 联合早报

邹奕珠（80岁）十二三岁从中国福州到新加坡投靠同乡，在马里士他路一带当“咖啡仔”，月收入二三十元。

“就是打杂，什么都做，还要跑十多间店送咖啡。一定要在商号老板上班时准时送到，如果得罪他们，失去这些老顾客，会被老板骂。” 他说。

从前头手把饭碗护得很紧，当杂工的邹奕珠一直没机会碰咖啡壶，打杂三年后才有机会冲半天的咖啡。他说：“冲咖啡除了水要滚，咖啡粉要好，牛奶下得准，最重要是用心，记住每个顾客的喜好，有的喜欢薄一点，有的喜欢厚一点。换另一个头手冲，顾客会觉得不好喝，因为不合他的口味。”

从前咖啡头手用来过滤咖啡和茶的布袋。（《海峡时报》照片）

1964年，邹奕珠顶下禧街（Hill Street）中华总商会二楼食堂的一个茶水摊。虽说当上小老板，他还是得继续捧咖啡。他忆述道：“商会大楼有八层，电梯看守员不让我搭电梯，说怕弄脏电梯，我只能爬楼梯。当时还年轻，脚有力，为赚钱不觉得辛苦。”

邹奕珠在1968年入股以台湾粥见称的海京楼，直到餐馆于2008年搬到大巴窑中心后才退休。

虽不再经营咖啡摊生意，邹奕珠还是很关心同行，他在1970年代加入新加坡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在执委会担任不同职务，后担任仲裁员至今。

仲裁员是很有“年代感”的职务，邹奕珠解释：“早期公会在会员心目中地位很高，加上请律师很贵，所以他们有事会找公会做公证人。例如一家咖啡店通常由几个股东一起顶下，他们会请公会公证权益分配。股东之间如果出现盈利纠纷，也会找公会的仲裁员调解。”

先辈从中国下南洋时有很深的情意结，口头承诺即可作数。邹奕珠感慨地说：“可是父亲当年答应的，到儿子这一代不一定承认。现在年轻人讲求白纸黑字，凡事找律师，公会在这方面的功能已逐渐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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