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张宏杰：曾国藩“笨拙”精神 如郭靖降龙十八掌般厚重大气 | 联合早报

历史学者张宏杰给曾国藩（1811-1872）做历史解码，让我们意识到，距离现代人很遥远的历史形象，其实也有温度、欲望、纠结，是具有血肉的人物。

研究曾国藩近20年，张宏杰将在2025年城市阅读节上，与新加坡读者分享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他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这一切是从《曾国藩家书》开始的。多年前，他开始阅读《曾国藩家书》，发现里面描写的无非家长里短之事，比如寄钱回家，给家人买补品等细节。

张宏杰说，曾国藩给人的一般印象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历史评价也褒贬不一。他曾经提倡整顿吏治，抵抗腐败衰落的朝堂政局，也推动中国新式学堂的设立，另一方面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也有人将他视为汉奸。

在这些宏大沉重的历史事件背后，张宏杰看到了曾国藩的人格魅力，虽然不是天才型人物，但自我修养很好，严以律己，崇尚笨拙的处世哲学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崇尚长期主义

曾国藩活在中国晚清，生命经历和现代人截然不同。那么活在当今社会，我们最值得从曾国藩身上学习的是什么？张宏杰说：“虽然从表面上看，曾国藩和我们的人生道路差别很大，从生活节奏，到职业选择，都大不同，但是古今中外有一些共同规律是不变的。”

他提到，曾国藩崇尚的是长期主义，凡事不着急，先打好基础。对照当今社会，有一些企业过于急功近利，盲目追求扩张，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最先倒下的往往会是这种模式。“反观曾国藩，他做事情都以一生为长度来衡量，相信快就是慢，慢就是快。”

正如柴静在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序中提到，曾国藩一生强调勤与恒。“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后来才理解没有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张宏杰还在《曾国藩传》中提到，曾国藩在同代人大人物中是最笨的一个。在考科举时屡屡受挫的曾国藩，跟自古以来的许多历史名人截然相反。左宗棠曾不留情地批评曾国藩“才短”“欠才略”；学生李鸿章还当面说过他“儒缓”。然而，在张宏杰看来，在同代人中，曾国藩的成就最大，达到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曾国藩的‘笨拙’精神”。他也在书中把曾国藩形容为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重，实际上大气厚重，所向披靡。

历史也要让读者读得愉快

张宏杰受访时指出，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问题在于，大量论文专著的书写风格和普通读者存在相当的距离，不够亲民，即使做出了新的学术成果，也很难传达给普罗大众，对社会产生影响。让读者读得愉快是重要的，他也在钻研“公共史学研究”，研究历史的传播规律，如何将历史普及化是一门学问，须要花许多时间精力去打磨。

“关键在于了解读者需要什么，一般人的关注点和学者不同，做学术研究，我们可能专注在赋税史等细节，但这对一般人来说太专，国家民族怎么发展，怎么走到今天，这类通史课题可能是读者比较感兴趣的。”

张宏杰意识到，许多面对大众的历史读物，底层逻辑还是以学术思维出发，读起来枯燥乏味。相反地，有另一类内容为了博取流量和眼球，采用比较耸动夸张的标题和叙事，或故意挑选一些比较曲折离奇的情节来发挥。在他看来，普及化历史的根本底线是对史料进行辨析，那也是功夫所在。短短的几百字论述，可能要用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去搜寻、辨析。

学术研究经常是孤独而艰苦卓绝的，但张宏杰也有碰上意外惊喜的时刻。他说，曾国藩的后人后来从湖南逃到台湾，也将他的一部分手记、手稿一并带到台湾，以《湘乡曾氏文献》套书形式出版，里面巨细靡遗地收录了曾国藩的日常开支，是新鲜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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