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大屠杀、著书遭驱逐！新加坡女医生用半生救助巴勒斯坦难民 |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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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6-13

77岁的洪瑞钗曾三度被以色列驱逐出境，两度遭拘留，却依然义无反顾地走入黎巴嫩、走进加沙，用手术刀缝补战争撕裂的人体与尊严。

时间回到1982年。33岁的洪瑞钗从医院值班回家，看到电视新闻出现黎巴嫩贝鲁特被轰炸的场景。对黎巴嫩一无所知的她，被贝鲁特临海林立的楼房吸引，仿佛看到马林百列一带的组屋，那么似曾相识。

洪瑞钗是虔诚基督徒，曾“百分之百支持以色列”，但一幕幕以色列轰炸平民的画面，与她对宗教的认知相去太远。她决定亲自去找答案。

洪瑞钗把她在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刻骨经历，写成《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特约陈福洲摄）

她申请加入英国基督教救援会，奋不顾身去到满目疮痍的黎巴嫩贝鲁特巴勒斯坦难民营，当起战地华裔骨科女医生。

她回忆道：“就像许多新加坡人一样，我从没看过战争洗礼后的千疮百孔，破坏程度远超新闻所见！我第一次觉得，身为医生，是那么的无助！”

洪瑞钗诞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两岁随父母来新加坡，自小成绩优异，中学就读莱佛士女中，1973年毕业自新加坡大学医学系，名列前茅，成为专科医生。

她尔后到英国行医，却为了要到贝鲁特当战地医生，辞去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骨科专科培训一职，与不到10名义务医务人员，辗转坐船乘车进入西贝鲁特，再到夏蒂拉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加沙医院。

1982年，洪瑞钗首次到黎巴嫩贝鲁特当战地骨科医生所持证件。（受访者提供）

1982年9月15日到18日，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撤离黎巴嫩的三个星期后，以军的坦克封锁夏蒂拉难民营（Shatila），放任甚至协助所支持的基督教民兵大开杀戒。

这三天，约3000条性命被夺走。洪瑞钗在这72小时里，一直待在物资越来越匮乏的加沙医院地下室手术间，为越来越多遭枪伤炮击的平民动手术。

“太多太多人了，像永不休止的流水涌进手术室，我至少治疗了200人，地上还堆叠着很多病人，许多送到医院时，几乎无法救治，尸体多到塞不进停尸间……”　　

坦克车撤离后，洪瑞钗和其他持外国护照的医务人员，在士兵枪口的胁迫下离开加沙医院，步行到广场接受盘问。

“道路两旁，堆放着尸体，空气中弥漫着尸臭。我们千辛万苦救治几十个伤者，外面却有数千无辜的人瞬间被杀。我害怕吗？不，我很愤怒，他们怎么能如此对待另一个人！”

在护士阿莫的协助下，洪瑞钗（右）为病人进行包扎。图摄于1982年加沙医院。（受访者提供）

作为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见证者和幸存者之一，洪瑞钗无法不说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因此决定在以色列的卡汉委员会（Kahan Commission）听证会上供证。委员会由以色列政府成立，负责调查大屠杀事件。

供证结束，洪瑞钗被以色列“礼貌”地请走。后来，她与先生邱甲祥和友人，经过两年奔走，1984年在伦敦创办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人医药援助会（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简称MAP），至今仍为巴勒斯坦人提供基本医药救援。洪瑞钗目前是MAP的荣誉赞助人。

1988年，黎巴嫩再次受袭，洪瑞钗再度披甲救援。出发前，她用半年时间撰写《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一书，她笑说：“如果我不幸被捕，至少贝鲁特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可以留下来。”此书后来译成中文等十来种语言。但不到半年，她因这本书被驱逐出境。

“我当时还在动手术，士兵要我马上离开，我拒绝。手术完成后，我被士兵带到机场。”

1982年，洪瑞钗沮丧地走在大屠杀后的夏蒂拉难民营附近，突然冒出一个巴勒斯坦小孩。小孩是洪瑞钗曾经救治的病人，央求着她帮大伙拍照，还说“我们不害怕，以色列来吧！”（受访者提供）

每年9月18日，洪瑞钗都会回到贝鲁特夏蒂拉营，出席大屠杀周年纪念活动。每次，当地的巴勒斯坦小孩都会围着她，听她说当年的故事。

她对巴勒斯坦人的济世之心，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扬。1987年，该组织已故主席阿拉法（Yasser Arafat）颁给她“巴勒斯坦星章”（Star of Palestine）；2024年3月，她成为第四位新加坡哈佛俱乐部荣誉奖得主，半生奉献人道主义的精神再次受肯定。

1988年，洪瑞钗（右二）和巴勒斯坦人医药援助会的义工派发牛奶给西贝鲁特难民庇护所的儿童。（受访者提供）

对年轻医生，洪瑞钗的忠告是“行医者，父母心”。

“医生是一种特权专业，但别忘记我们作为人的慈怀之心，这是根本。就算无法治好病人，也要聆听病人说话，陪伴他们，争取最好的治疗法，减轻他们的痛苦。”

洪瑞钗身高不到1.5米，个子虽小，却用42年的心力，为巴勒斯坦人获得平等对待发声，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次回到加沙。

她坚定地说：“我们（新加坡）是很幸运的，拥有和平。新加坡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战争发生，或是参与战争。没有什么事情是妥协或谈判无法解决的。人一旦失去性命，再也回不来，伤痛将代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