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介：风尘素心 | 联合早报

看了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视频，我从书架取下《伊豆的舞女》重阅，小说里的年轻舞娘，低头浅笑，言语流露着纯良，倒没有世俗对舞女风尘的刻板印象。舞娘，轻易让人想起城市，仿佛只有藏污纳垢、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花花世界，才有孕生舞女的土壤。

千百年来，舞女确是滚滚红尘中生活的助兴剂。宋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便是对奢靡生活的叹词。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里第一人称的“我”，不曾对舞女有一丝轻蔑，可是当舞女们一离开旅社，“我”问旅馆女主人，这些舞女下一站住哪？她回说：“那种人，谁知道会住在哪儿呢？哪有顾客就住在哪儿呗。”她直白称呼舞女为“那种人”，一锤砸碎骨子里的想法，对舞女的鄙夷掉落一地。小说里另两句话也让人心凉了一下：“途中，每个村庄的入口处都竖立着一块牌子：乞丐、巡回演出艺人禁止进村！”这就是社会对舞女的观感。

我少年时对风尘女子的印象，也大致如此。认识文学里的交际花陈白露，缘于半个多世纪前会考菜单里的中华文学一科，曹禺的《日出》入列，书里曾经的纯情少女陈白露，后来沦为穿花蝴蝶，被银行家包养，最终服药自杀。民国时期十里洋场的上海，百乐门、仙乐斯等舞厅前仆后继上演一出出舞场离合悲催的戏码。舞国的米饭班主操持着舞女世界的生态，为世人捏塑了一个个舞女沉溺浮华的造像。文字里的舞女，怎么都高尚不起来。白先勇的小说《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为舞国生涯滴落了低沉的遗音——轻盈舞步总伴着温柔耳语，红男绿女旋开了人海浮沉，她们在舞池里寻觅两情相悦，最终多哭倒于湿滑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