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独家专访 王瑞杰谈良善政治和对新加坡未来忧心事 |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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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在东海岸集选区的提名站外，副总理王瑞杰与人民行动党东海岸集选区团队站在一起，面对久候的媒体。他没回应是否还会参选，但是他的神态，让人感觉这次他应该就是送他们一程，给他们加油打气。
王瑞杰今年64岁。五年前他突然出现在东海岸集选区提名站的那一幕已成历史，而这一次再到提名站，是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完满句点。
2025年选举刚结束不久后的星期一（5月5日）下午，他在财政部接受《联合早报》独家采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引退？王瑞杰谈到自己的“坏习惯”，他一旦答应做某一件事，就会全身心百分百，甚至超过百分百地投入。作为内阁成员，除了要研究和参与制定新加坡的长远政策，领导相关部门之外，还要回应日常的课题，同时要照顾好选区的居民。
他说：“这是个要求极高的工作，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件事和答应的承诺都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这对身心的耗损真的非常大。”
大约一年前，在黄循财总理接棒前，他告诉黄总理自己希望退下来，不参加下一次的选举，不过，这取决于黄总理接棒后的情况需要，以及全球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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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杰：我国选民非常明智 政党做正确的事就能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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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杰告诉记者：“总理访问了很多国家，备受推崇。与此同时，他也跟国民建立起非常融洽的关系。我很高兴看到他声望日增。”
这个时候退下问心无愧
王瑞杰觉得自己这个时候退下，问心无愧。几个月前再被问及去留意愿时，王瑞杰告诉总理，接班过渡非常顺利，他现在可以欣然退下，去做自己一直希望做的事。
2014年1月，领导新加坡建国50周年金禧庆典指导委员会的教育部长王瑞杰（左）和时任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右），为“SG50”字样的红点标志举行推介仪式。（档案照片）
王瑞杰曾经在2016年开内阁会议时突然晕倒，后来确诊为脑动脉破裂造成出血性中风。他住院45天后回家休养，逐渐康复，九个月后回到国会议事厅宣读财政预算案，获得其他议员热烈的掌声。
病魔攻击人都是一样残酷恶劣，不同的是病人的心态。回顾那段艰难的日子，王瑞杰总是没有过多的感叹，言语之间没有挫败感，平和地说着自己得一切从头，学习讲话、走路、写字、握筷子和汤匙，因为身体的协调机能都失去了。他一如看待其他难题，总是更愿意去突出其中正面、积极的地方。
问他康复的过程中有没有想过就此退休，他说：“首先，我坚定地要让自己身体功能尽量恢复。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失去这些机能。我确保自己的记忆完好无损，还能条理清楚地分析判断，清楚表达自己。”
艰难复原后，医生确定他的健康没有问题，再中风的风险与其他人无异，因此，2018年他接受同僚推选，准备再竭尽所能，领导第四代政治领导层。
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新加坡人，经历过国家诞生和建设的时期。他不只一次说过，因为自己出身贫寒，年幼贫困的程度，到了得焦虑“今晚有没有饭吃”的地步，政府的奖学金让他得以到剑桥留学，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善家人的生活。
19岁读鲁迅 能体会作家笔下社会不公
王瑞杰19岁时读鲁迅，能够体会作家笔下社会的不公平。他笑言：“我小时候觉得我们的社会很不公平。因为我是（来自）这么穷的家庭，我说，哎呀为什么我这么穷。”
但是遭遇不公平没让他退缩或越轨，也没让他愤世嫉俗。他在学校碰到好老师，而勤勉让他在唯才是用的制度中受到栽培。
他为此选择报效国家。当警察的时候，他思考的是人们为什么会犯罪，是否可能实现不犯罪的社会？后来，他到其他政府部门工作。2011年，他终于答应披上白色战袍，时任总理李显龙在介绍行动党候选人，形容他属于“重量级”。
他确实是“重量级”，过去近15年，个人际遇起起伏伏。而在他决定退出政坛之际，他仍然是个满怀感恩的人。
他说：“当年的生活真的艰苦，我们非常感激李（光耀）先生和建国一代，从一无所有打造了今天的新加坡。我们没有国防，有的是种族暴乱；我们本来没有什么工业可言。对我来说，新加坡能够这样翻天覆地，是伟大的成就。我是个感恩的受惠者，感觉自己有责任确保我们国家的繁荣进步绵延不断。我是这个变化的见证者，也是受惠者，现在我做了自己微小的贡献。我想，这一切给予我很多去咀嚼反思，也让我得以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
黄循财总理5月6日写给他的感谢信中，特别提到疫情之后王瑞杰“无私地退让，使得团队能够推举跑道更长的年轻领导人”。
了解他所拿起和放下的，才更能够明白总理所说的“无私地”的重量。
兴趣广泛 希望可以远足行山探寻世界
王瑞杰说，希望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他个人的兴趣广泛，他喜欢回返大自然，希望可以多花时间远足行山，探寻世界。与此同时，他相信，要应对未来的经济动荡与变化，解决很多社会挑战，都要基于科学与技术，因此希望继续投入关注这个方面。无论如何，他的家人都不相信他会待在家什么都不做。而他现在只透露，希望做人生这一个阶段“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我最有满足感的事情”。
不过，在重新出发之前，他准备追回时间去阅读过去忙碌中没有阅读的书，包括中国四大名著的中文原著。他最近去北京时，买了《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之前则买了《鲁迅全集》。
他想知道，19岁的时候看鲁迅，与现在“再读鲁迅的时候，我看是否会有不同的感受”。
深化对中国的了解
在王瑞杰担任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陪同出访中国期间，李光耀数次提到新加坡应该每年培养100个到200个能够与中国交流往来的人才。李光耀后来力主教育部启动“双文化”人才培养的计划，也成立李光耀双语基金，在向社会募款时，自己也捐款。而王瑞杰正是李光耀双语基金的首任主席。
建国总理李光耀（左一）生前力主教育部启动“双文化”人才培养的计划，也成立李光耀双语基金，王瑞杰（左二）正是李光耀双语基金的首任主席。图为李光耀2011年4月29日，大选竞选期间，走访淡滨尼集选区时，同王瑞杰及其团队成员包括马善高（左三）和马炎庆（左四）互动。（取自王瑞杰脸书）
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被问及每年培养100到200人是否足够应对中国的问题，王瑞杰强调，“李先生提倡双语教育时非常清楚，这不是为了经济原因，最重要还是为了价值观的培养，因为一些用某种语言讲某些词章故事，更能够引起家长孩子共鸣”。不过王瑞杰承认，中国的崛起，让掌握华文华语成为一份重要资产。
建议私企提供奖学金 支持年轻人到中国深造
他认为，新加坡在文化上与中国有某种亲近和相同之处是好事，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拥有很长的历史，是个正在经历巨变的大国，它也在从自己的历史中学习。同时，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还在继续迅速地改变。因此，新加坡应该派送更多学生到中国，希望年轻人考虑花上一两年时间浸濡在中国的环境里，对变化中的中国有所了解。
除了政府之外，他也建议私人企业提供到中国深造的奖学金。
第二，他认为新加坡应该投入更多资源，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因为今天中国经济人均只不过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却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尽管贸易战和科技战导致中国经济面对极大挑战，王瑞杰从中国回应的政策来看，认为中国希望强渡难关的意志非常坚定。因此，新加坡应该更了解中国如何应对种种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了解新加坡可以如何发挥作用，有利商界应对。
第三，中国重视科技创新，新加坡应该对中国的科技创新有深入了解。
他认为，新加坡应该把握一些对我们重要的课题， 他也期望《联合早报》能继续很好地报道中国。王瑞杰说：“我跟中国领导人交流，他们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爱看《联合早报》，因为它理性客观翔实，尽管有些不是太好的消息，他们还是觉得很珍贵。”
内阁成员激烈辩论 出发点不为推翻而推翻
和外国领袖接触的过程中，王瑞杰充分领会新加坡的优势，是整个系统都在为谋划国家长远的未来，让国家治理的思路有延续性。
这不意味一成不变。他说，内阁对新加坡生死存亡的基本问题，很快能够取得一致立场。对于一些应该因时制宜的社会政策，内阁成员常会进行激烈辩论，但是出发点不是为了推翻而推翻。大家如果观点不同，往往在于应该哪个时间点做什么事，讨论短期有利的，是否长期也对新加坡有益。
他说：“我们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努力，在他们奠下的基础上不断优化。”
他以教育政策为例说，自己担任教育部长时，一开始就向曾经担任教长的国务资政张志贤和现已担任总统的尚达曼请益。
在一些国家考察时，他发现有的政党在竞选期间为了争取选票，攻击原有政策，上台后不论这些政策是否有效，立即摒弃它们。哪怕原来的政府实行的是好政策，新政府也会为了避免让它居功而推翻。
他说：“这很悲哀，因为受影响的是年轻人和他们的前途，将国民这么重要的事政治化是错误的做法，我们得确保这不会在这里发生。”
他进一步说：“我们不能为了改变而改变，然后说‘我是新的，而旧的一切都是错的’，特别是对那些有长期影响的政策。这跟当总裁不一样，总裁可以改变公司的方向后，立即看到市场或消费者的反应，有时候在一两个季度内见效。对政府来说，很多决定影响的是长远的未来。教育政策尤其如此，只有在五年、10年，甚至20年后才看到成果。因此更要谨慎为上。”
他举例说明新加坡方式，前后任部长发挥的“协同性”。他说，自己接管教育部后，发现学校收生人数下滑，不仅小学、中学，最后理工学院也会因为人数减少而合并。但是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有很多非常好的讲师，何不人尽其才，让教师们转而支持终身学习的培训？
他因此建议在终身学习的基础上，重新调整资源。
而王瑞杰跟前一位教育部长——尚达曼讨论自己的想法时，得到他的肯定。尚达曼当时是财政部长，认为这样延续教育的概念很有用，予以一个新词，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和内涵不断扩大的SkillsFuture（技能创前程）。
王瑞杰说：“我看到问题和机遇，副总理尚达曼作为财政部长，予以支持。这样，我们可以一起落实这个有意义的计划。”
对新加坡未来的担忧
2011年入阁后，王瑞杰曾经主持“我们的新加坡”全国对话，鼓励国民参与国家政策讨论，共同塑造未来。不过，他在讲话中，向来着眼国家战略与政策，不太直接谈到国内的政治竞争，甚至可以说，他的性格不是长于与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准备告别政坛时，被问及对新加坡的未来最忧心的事，王瑞杰说，他担心新加坡未来的政治会怎么发展。
他说：“我对新加坡未来的最大担忧，是让新加坡在过去60年里能够蓬勃发展的体制——一套让我们克服种种局限的治理方式，无法持续。我们克服了土地面积、人口和资源的局限，同时人民与一个理性、有前瞻性的政党，建立了互信，共同关注新加坡长远未来的发展……我们过去60年取得的成就对新加坡人来说，弥足珍贵，为世界所欣羡。问题是：我们怎样让这个制度运行下去？”
其他国家的例子折射出的问题， 让这位曾经在建国总理李光耀身边工作过的副总理，对政治竞争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十分关切。
他说：“我们需要讨论一个问题：我们目前所采用的议会制度——像是威斯敏斯特式的辩论等——真的是最合适的吗？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如果你观察所有的议会制民主国家，它们一开始的运作通常都很好：有辩论、有思想的交锋等等。人们常常提出一个观点，说在私人企业中，我们鼓励公司之间的竞争，那为什么在政治上不可以这样做？竞争是有效的；竞争能促使你更加努力，也能让更好的想法脱颖而出。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竞争确实能够促进思想的碰撞。然而，把这种类比套用到政治上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在私人企业中，如果我是某家公司的总裁，你是另一家公司的总裁，如果公司倒闭了，受难的是谁？是管理层、股东和债权人，只是少数人受到影响。所以你可以承受这种激烈的竞争，争取更好的结果。但当来到谈一个国家的时候，你真的不希望你的国家‘倒闭’。我们该如何最大程度地确保新加坡的生存与成功？这才是关键所在。”
在他看来，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以为，自由公正的选举和言论自由必然会达致善治。民主只是实现良善政治的手段。
他说：“很多时候，民主确实起到了制衡的作用，比如制约滥权，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不过我认为，国家治理远比简单举行自由公正选举复杂。关键的问题是，当一群人汇聚一起，我们如何让他们拥有相同的目标，让他们能协同合作去实现这个目标，并能够将多元的意见汇聚成一个有逻辑、有行动力的战略？”
寄望于公民教育 强调公民权利与义务要平衡
王瑞杰寄望于公民教育，强调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要平衡。
他希望决策的过程当中，更多新加坡人能够参与，一起建设我们所希望建设的社会，而不是依靠别人，用“我投选了你，你到国会帮我提出论点”的思维方式。他形容那是“外包了决策权”，这样，政党也因此更有动力去放大人们不高兴的事。
他说：“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认为如果要做什么决定，那应该是建立在事实、数据和理性论据上，而不是建立在情绪上。尽管应该照顾人民的情感，当你需要做一些不得不做的决定时，是不能基于情绪和人们有多生气的。”
王瑞杰期望良善政治也不断创新，同时国民能够团结，思考社会进步意味着什么，自己在这中间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他说：“我们得非常非常努力。不只是新的4G领导层必须努力，而是我们每一个有份推动新加坡取得成功的人。我们得觉得这是我们的家园，自己能或大或小做出贡献，建设一个符合我们生活预期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