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诺尔洛夫：全球经济还能承受多少“武器化”？ | 联合早报

2025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旨在终止联邦执法“武器化”的行政命令，声称上届政府利用执法与情报之间的相互联系来打击政治对手。虽然批评者认为此命令只是在演戏，但忠实拥护者却为之喝彩，认为这是抵制党派过激行为的大胆立场。然而，在这个法理奇观之下，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涉及能源管道、航运路线、全球贸易和金融资金流的更宏大故事。

国际事务专业的学者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不对称经济关系来获取战略优势。对此，阿尔贝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45年发表的《国家实力与对外贸易的结构》（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一书，是20世纪的开创性贡献，显示在不平衡的贸易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强者，可借助自身优势逼迫弱的一方做出政治让步。同样，1980年代，戴维·A·鲍德温（David A. Baldwin）的《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一书列举多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杠杆，认为制裁、援助和贸易激励措施，可以发挥与军事力量相同的胁迫作用。

在接下来10年中，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认为冷战结束后，经济竞争已取代军事冲突，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舞台。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和平，但这一观点在21世纪初开始受到新的质疑，批评者认为，这种“自由主义幻想”掩盖经济实力失衡所带来的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