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物种保育失美援 亚洲有机会逆袭 | 联合早报

今年2月初，候鸟季节尾声，我到柔佛丹绒比艾观鸟。下午四点开始退潮，当泥滩出现，本来安静的海岸线突然忙碌起来，青藏沙鸻（Tibetan sand plover）、白腰杓鹬（Eurasian curlew）等远道而来的候鸟纷纷现身觅食。时值特朗普新上任，推动美国优先的去全球化政策，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对外援助被迫暂停，国际非政府组织叫苦连天。

我看着这些没有国别概念的候鸟，感慨人类的故步自封，突然想了解，美国政策改变对本区域环境与物种保育工作有何影响。

根据美国政府数据，2023年，美国在国际援助方面的支出达到680亿美元（超过905亿新元），超过半数拨给国际开发署，用于亚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与欧洲，尤其是乌克兰的人道救援工作。除了人道救援，美国也是全世界野生动物保育工作的最大资助国，2023年，美国国际开发署拨出3.754亿美元（近5亿新元）赞助世界各地的野生动物保育计划。

缺乏美国资金的隐忧

少了美国的资金，世界各地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就必须另寻资源。

更甚的是，突然失去资金，可能迫使保育工作停摆。想象一个盗猎活动猖獗的区域突然失去反盗猎巡逻队，或是海龟蛋孵育中心断了电……

延伸阅读

[美国务卿宣布大幅削减国际援助预算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3_11_744988) [为本地鸟类存证 新加坡赏鸟社群世代演变

](https://www.bdggg.com/2024/zaobao/news_2024_12_20_727727) 对此，万态自然（Mandai Nature）总裁索尼娅（Sonja Luz）兽医博士受访时说，美国暂停了对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的资助，引起亚洲的担忧。从历史看，美国一直是支持物种和生态系统保护的主要捐助国，这一突如其来的资金缺口将严重危及正在进行的项目，可能加速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来自德国的兽医索尼娅博士相信亚洲将在生态与物种保育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档案照）

她强调：“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凸显了亚洲迫切需要在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大的自主权。作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亚洲必须率先增加地方和区域投资，以满足其保护优先事项的需要。”

万态自然是万态保育集团（Mandai Wildlife Group）的保育工作臂膀，2020年12月由淡马锡与万态保育集团成立，至今每年为东南亚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投入超过400万新元，其中包括为新加坡和本区域40多个项目提供资金。

不过索尼娅保持乐观，她认为区域资助模式的潜力将越来越大，亚洲自身将发挥更加核心作用。万态自然看到更多与家族办公室和慈善网络合作的机会。

由于资源稀缺，在物种保育的世界里，明星物种如熊猫、老虎往往较容易得到关注，不过索尼娅深信，物种保育工作的一个关键领域，是保护那些鲜为人知，看起来很普通，甚至不讨喜的物种，如淡水鱼、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尽管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往往资金不足，而万态自然支持并积极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亚洲物种行动伙伴关系（IUCN SSC Asian Species Action Partnership）合作，与在地伙伴携手工作。

索尼娅说：“现在正是亚洲迎接挑战、引领自然保护的时候，以确保本地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得以世代传承。”

约氏小溪蟹（Johnson’s Freshwater Crab）虽然不起眼，但也是自然生态中重要一环，是新加坡独有物种。（档案照）

需建立完善全职团队

由于新加坡地处亚洲的枢纽位置，不少国际野生动物保育组织选择在此落户，经营区域的物种保护工作，国际鸟盟亚洲总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国际鸟盟亚洲区总监维纳雅甘（Vinayagan Dharmarajah）领导保育工作八年，他受访时指出，许多国家都大量依靠国外资金进行物种保育工作。

在东南亚，柬埔寨就相当依赖美国资金，如今美国政策改变，对柬埔寨的影响巨大。也有其他国家资金来源更多元，有来自美国与欧洲，也可能从中国获得资金，但短期影响不大；美国的政策改变，很可能形成涟漪效应，生态保护不再被重视，资金会慢慢转移。加上目前国际局势不稳定，如果美国的政策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无论政府或私人机构，对物种保育的兴趣恐怕会越排越后。

他透露，国际鸟盟亚洲区每年筹款目标为100万至500万新元，以资助他们在这个区域内的鸟类保育工作。

在经济前景不明朗，国际局势紧张等前提下，维纳雅甘认为，筹款工作应该更针对有可能捐款的对象，积少成多。非营利组织也应该改变思维，不能只在有资金的情况下才工作，而是要尝试建立有韧性的组织结构，让保育工作细水长流。

国际鸟盟亚洲区总监维纳雅甘相信积极沟通可以促成政策改变。（刘欣怡摄）

保育组织可招募大量志愿者参与保育工作，但维纳雅甘以过来人经验解说，志愿性质意味着无法百分百投入，长远来说，还是要建立完善的全职团队、专家团队。

“当然，面对当前局势，如果能够通过志愿者协助保育工作，作为应急方案，我可以接受。但如果你问我这长远来说可持续吗？这种模式对保育工作可以带来终极好处吗？恐怕不是。”

如果把人道救援、社会安全网、疾病研究、气候变化、物种保育等选项一字排开，资金往往首先流向与人类福祉更直接相关的项目，或看起来更有影响力的项目。因此，维纳雅甘认为，物种保育要持续下去，就必须把故事说好。且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故事线，他以疫情为例，近年不少资金投入研究野生动物的健康，因为人类意识到野生动物可能影响人类健康，甚至造成全球性卫生危机。

此外，经济发展不一定要牺牲物种多样性。维纳雅甘说，许多农业地区发现，与其使用农药，不如维持生态多样性，让鸟类等野生动物控制害虫，保护经济作物，互利互惠。这些于经济发展有益的项目，势必让地方政府更有动力投入资源。

美国斯温氏𫛭曾一度受到杀虫剂久效磷毒害，1996年起农夫改变农业方式，斯温氏𫛭数量迅速回升。（互联网）

以美国斯温氏𫛭（Swainson’s hawk）为例，1990年代，研究者发现每一季有超过两万只斯温氏𫛭在冬季迁徙过程中，在拉丁美洲地区因吃了带有杀虫剂久效磷（monocrotophos）的昆虫而死亡。1996年，保育组织成功推动斯温氏𫛭迁徙路线上的农夫禁用久效磷，如今野生斯温氏𫛭数字回升，自1980年代的濒危状态已经无危。

新柔经济特区的影响

人类经济活动势必影响生态环境，令许多投资者振奋的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将如何影响新柔生态环境也引起本地保育组织的关注。

生活在新加坡与马来半岛南部的特有物种莱佛士叶猴（Raffles’ banded langur）数量非常稀有，被列为极危物种。本地灵长类专家洪慧芳博士多年来致力复育莱佛士叶猴，对于柔新经济特区对这一特殊物种的影响非常关切。

莱佛士叶猴极为稀有，以新柔树林为主要栖息地，目前还不知道柔新经济特区会对它们带来怎样的影响。（陈宇昕摄）

洪慧芳受访时说，经济发展造成栖息地破坏、零碎化，也可能造成更多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不过只要在发展前充分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再做精心规划，就能降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保护莱佛士叶猴在内的物种。

她以柔佛扶轮社与马来西亚自然协会柔佛支部合作的至达城（Bandar Seri Alam）野地物种多样性考察为例：“我们需要识别并保护关键栖息地：开展实地调查，确定莱佛士叶猴的关键栖息地，包括林区和它们的活动走廊，可将这些区域指定为保护区或保育区。”

人类有国别之分，但对野生动物来说，自然栖息地没有国家界限，因此要保育一个物种，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至关紧要。

万态自然、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灵长类动物专家组（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Primate Specialist Group）等多个保育组织，2024年发布《亚洲叶猴保育行动计划》，洪慧芳博士是其中一位编撰者。（档案照）

洪慧芳说：“特别是像叶猴这样的物种，其分布范围是跨境的。如果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能签订正式协议，探索跨境合作，协调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那就太好了。”

跨界合作的好例子

回到资金问题，洪慧芳分享她自修读博士至今的经验：修读博士期间，她获得新加坡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Wildlife Reserves Singapore Conservation Fund）、美国国家地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资助，到越南研究灵长动物，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提供实验室等支援。她后来展开莱佛士叶猴保育工作，包括组成莱佛士叶猴工作小组，保育工作主要得到万态自然的资助，国家公园局也提供很多帮助，此外，新加坡珍·古道尔研究会（Jane Goodall Institute Singapore）协助推广该项目。

至达城野地的调查工作同时获得柔佛扶轮社的赞助，马来西亚自然协会柔佛支部出动人力，洪慧芳则代表万态自然与新加坡珍·古道尔研究会协助调研，“这是跨界合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本地生态保育民间团体新加坡自然学会（Nature Society Singapore，简称自然学会）总监黄宁馨受访时指出，政府最新财政预算案中绝大部分津贴与资助都以社会事业为主，自然学会是少数致力于环境保护的注册公益机构（Institutions of a Public Character）。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澄清他们对资助环境保护和自然保育之立场。 我们确实收到公众的捐款，但数额不大。而除万态保育集团外，大多数本地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都对我们的事业兴致缺缺……”

黄宁馨说，自然学会每年需要约90万元运作，保育项目之外，也用于各种行政工作。

黄宁馨希望政府能更关注环境与物种保护工作。（受访者提供）

个人反馈也有助物种保育

自然学会希望接下来能尽快启动自然向导培训计划，并设立保育部门，研究如何推动政策改变。

政策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国际鸟盟亚洲区总监维纳雅甘认为，西方保育组织经常以对抗性行动提倡保育并获得一些成果，但在亚洲，对抗性策略并不管用。

他说，事实上亚洲区域的地方政府很乐意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前提是以对的方式合作，比方说：不让对方丢脸。一些地方政府在保育与气候问题上资源稀缺，非政府组织就可以提供专业援助，为他们出谋划策。当环境相关的国家部门得到启发，他们也将会影响整个政府制定政策的方向。

至于个人，你我生活中的选择或许不足以改变大环境的一分一毫，但维纳雅甘指出，在民主社会，当选民向地方代议士表达他们对物种保育与环境议题的关切，涓滴成河，促成地方政府乃至国会对于相关议题的关注。

面对物种保育与环境保护议题，除了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也要拟定积极正面的计划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