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蒋超良落马不影响中共从金融系统选拔高阶干部 | 联合早报

中共高层连续三年将金融列为反腐重点领域之首后，曾在中国金融系统任职超过30年的湖北省原省委书记蒋超良上月被通报落马，成为今年截至目前最受舆论瞩目的金融首虎，也是2012年十八大反腐运动开启以来，首名有金融背景被查的省级“一把手”。

受访学者认为，作为金融系第三代高官的蒋超良此番落马，可能因为中共高层过去两年加码整治大型国有银行高官被牵扯出涉贪，并不影响中共继续从金融系统选拔高阶干部。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2月21日发布蒋超良被查的消息，指这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蒋超良是今年第六名落马的中管干部、第二名被查的正部级干部。

公开资料显示，农民家庭出身的蒋超良今年68岁，来自湖南汨罗，毕业自被誉为“财经黄埔”的湖南财经学院（2000年并入湖南大学）财政系，后获取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是一名高级经济师。

蒋良超的金融生涯始于四大国有银行之一的中国农业银行，15年间从普通员工升至部门总经理，期间受时任农行副行长戴相龙赏识。戴相龙1995年接替朱镕基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蒋超良隔年被招致麾下出任银行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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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委原书记蒋超良落马 分析：大概率与从业金融期间问题相关

](https://www.bdggg.com/2025/zaobao/news_2025_02_23_741291) “金融副省长”纷空降应对地方债务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蒋超良以“救火队长”身份被派往人行深圳和广州分行处置金融机构风险，获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王岐山赏识，三年后升任人行行长助理，成为戴相龙的助手。

蒋超良2002年首次到任地方，任湖北副省长近两年，与时任湖北“一把手”、后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是上下级关系，期间曾在沙斯疫情时参与抗疫指挥。他2004年重返金融系统担任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董事长，任内亲自操刀完成国有大行首家股改在香港上市。

蒋超良2008年担任新成立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首任行长，与中共已故元老陈云之子、时任国开行董事长陈元搭班子。他2011年重返农行任董事长，2014年任吉林省长，2016年升任湖北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唯一有金融背景省级“一把手”。这名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还一度被看好接替周小川掌舵人行。

冠病疫情2020年初先在武汉暴发，蒋超良因防疫不力被免职，一年半后复出转岗全国人大退居二线，看似安全着陆。蒋超良今年1月重回武汉高调亮相湖北“两会”，一周内四度列席洪山礼堂主席台，吸引舆论目光。

受访学者研判，蒋超良曾任高职的农行和国开行，过去两年多名前高层接连落马，当中不少曾与蒋超良共事或是前后任。官方调查这些人时可能牵扯出这名“金融老将”涉及的经济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蒋超良抗疫不力被免，之后一年半估计未被查出更多问题，2021年8月方得以在人大复出。此番被查预计与他在金融系统耕耘多年出现的经济问题有关。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寇健文受访时分析，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衍生出群众抗议等涉及金融系统的案件，推动中共高层将金融反腐列为重点，“蒋超良应是在深挖过程中，被接受调查的财经官员或高管供出来，被顺藤摸瓜牵连出来的”。

农行与国开行过去两年是金融反腐重灾区，国开行四名副行长何兴祥、周清玉、王用生、李吉平接连落马；农行副行长楼文龙也被查。李吉平、楼文龙是去年三名落马金融中管干部中的其中两人，曾分别在国开行、农行担任蒋超良副手三年。

蒋超良还与多名落马的金融系高管是前后任。在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四年多后，蒋超良2008年交棒胡怀邦；胡怀邦2019年卸任国开行董事长未满一年被查。蒋超良的落马也意味着农行自2009年至2016年的连续三任董事长（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蒋超良、证监会原主席刘士余）被查。

唐任伍指出，金融系统中不断有庞大资金进出，贷款、烂账、为人打招呼等都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落马的金融老总都是“藕断丝连，互有牵连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落马金融系中管干部人数去年开始出现大幅下降趋势，从前年的八人降至去年的三人。唐任伍分析，金融系统塌方可能对国民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近年持续引发北京高层警惕。金融反腐网络越织越密，去年金融虎数量下降理所当然，表明中共反腐震慑力起到作用，预期今年金融反腐可能更多向中层基层干部纵深推进。

金融系统过去30年持续是中国高官的摇篮，大批干部成长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国工商、农业、中银、建设和交通五大行。

尽管二十届政治局中并无常委或委员有金融背景，但中央委员中仍不乏出自金融系统者，包括去年上半年从证监会主席任上转岗政协的易会满、北京市长殷勇、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丁向群等。中央候补委员中则包括天津常务副市长刘桂平、人行副行长朱鹤新、建行董事长张金良等。

在年轻梯队的金融系统干部中，殷勇无疑是政坛上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殷勇早年曾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工作18年，2015年升任人行行长助理，成为周小川的助手，隔年又升任人行副行长，跻身副部级。

殷勇2018年离开金融系统，出任北京副市长，在2022年中共二十大前，殷勇被任命为北京市代市长，在中共二十大上又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隔年转正为北京市长，占据进入下届中共政治局的热门岗位。今年56岁的殷勇也是目前中国31个省级政府中最年轻的“一把手”之一。

寇健文分析，金融系统在朱镕基1990年代兼任人行行长后开始抬头；朱镕基交棒后，王岐山与周小川成为“双头”，先后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但到了属于第三代的蒋超良、原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财经官僚开始止步正部级，副国级的金融系统最核心决策者由中共最高层属意指定。

但寇健文预计，第四代的殷勇不仅有年龄优势，也能凭借北京市长这一重要位置更上一层，“前途比较看好，有机会进政治局”。他指出，更重要的一点是，殷勇是在习近平时代成长起来，金融系统的关系网络已转淡，“政治可靠度没有问题，专才的特性就可以发挥出来”。

唐任伍则分析，金融系统干部向来学历更丰富完整，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资本运行，以及世界各项新趋势有更全面认识，也更勇于创新，对主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因此过去数十年更容易培养出高阶干部，未来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为中国高层提供懂经济抓经济的人才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