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一点是一点 她人在岛国关怀世界各地难民 |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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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在一个人的青春里是最宝贵的年华，何淑芬（Mathilda Ho，35岁）将自己奉献给了漂泊在远方的难民。2015年刚从澳大利亚完成学业回国的她，决定创立新加坡难民支援小组AFR-SG（Advocates for Refugees-Singapore）。对此许多人不解，新加坡没有难民，为何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
故事还要再倒叙五年，当何淑芬在淡马锡理工学院读书时，20岁那年因细菌感染引发先天性心脏问题，需要动手术。突如其来的生命变故，引发她思考：人究竟为什么活着？她原本就爱读书，住院期间更是读了很多书。阅读是对现实的逃离，也使她陷入生命的沉思。术后身体恢复得很快，相比之下，心灵似乎需要更长时间痊愈。而她选择治愈心灵的方式，是到澳洲报读哲学课程。
2015年何淑芬（右一）在澳大利亚遇见南非种族隔离难民Indira Naidoo（右三）。（受访者提供）
初次与难民近距离接触
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读哲学期间，何淑芬对于人道社会议题尤其感兴趣。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思考何为正义，进一步学习人权，使她联想到社会上不同的弱势群体。那时难民课题在澳洲被广泛讨论，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大批难民逃往欧洲。自2012年以来，缅甸的宗教和族群冲突加剧，罗兴亚人四处流徙，引致2015年出现罗兴亚人难民危机。何淑芬当时报名参加了一个关于难民课题的讲座，那是她人生中头一回与难民近距离接触。
“在新加坡，我们生活的周遭从来没有出现过难民。我是听了这个讲座后，才意识到难民群体的存在。”那场讲座请到越南、不丹和两个罗兴亚难民，“当时听了他们的故事感触很深，其中一位二十六七岁男生，带着弟弟一起从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又搭船到澳洲。我听了他们的故事很心酸，如果能早一点认识这群人，或许能早点开始帮他们做些什么。我们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安定的国家，没有战乱生活安逸，如果换位到他们的处境……”何淑芬说着，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她稍稍停顿，语气中有一丝哽咽，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听难民分享的现场。
在本地播种人道主义关怀
怀着对难民课题的关切，回到新加坡后，何淑芬开始上网搜索本地相关组织，本想着有的话就直接加入，结果却没有找到。既然如此，她决定自己成立一个。在脸书开设页面，邀请同样对这一课题有热忱的人加入，何淑芬从那里开始一步步建立AFR-SG，目前已有六人组成的委员会，加上一批近20名的新志愿者，以及700多人加入电邮名单，定期了解机构动向与难民课题，作为AFR-SG的支援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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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AFR-SG志愿者在The Redbox举办首届难民宣传周（RAW）。（受访者提供）
AFR-SG参与者的年龄层大多介于25至34岁，大多是工作人士，也有在本地工作的外国人，因为关注难民议题聚在一起。AFR-SG主要通过宣导工作、信息分享，让国人了解世界各地的难民情况；也会不时组织活动，与马来西亚和印尼当地的难民机构配合，安排开展课程，提供物资援助，帮助居留当地的难民。“会对难民课题感兴趣的国人，一部分是出于同理心，看到其他群体受苦，人之常情希望表达关心。还有一群人是对难民课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能是在国外有接触过，回国后想继续做这方面的义工。”
2017年8月AFR-SG在共和理工学院举办校园讲座。（受访者提供）
很多人好奇，既然新加坡没有难民，为何要在本地运作这样的组织？对此何淑芬认为，“新加坡虽然没有难民，但我们周遭的国家都有难民，这个议题是我们无法视而不见的。况且作为先进国家，我们有很高的教育程度，但在这个议题上却没有很深入的了解。”
她在一次收集资料时偶然发现，原来我国有一段时期接收过难民。这更加坚定何淑芬的决心，想要继续在岛国播种人道主义关怀。
我国70年代曾收留越南难民
那是在1970年代越南战争时，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协议下，新加坡同意接收越战逃来的难民，安置在海军部一带英军留下的建筑内，规定在三个月内必须离开。为此，何淑芬按图索骥，带着记者和摄影去到北部的霍金斯路（Hawkins Road），当年曾收留过5000多个越南难民的难民营旧址。
如今在脸书上有一个专页“Vietnamese Boat People Refugee Camp, 25 Hawkins Road, Sembawang, Singapore”，有当年来此的越南人贴出的老照片。当时的越南难民被区域内不同国家收留，相比之下，在新加坡的居留条件待遇都很不错。还有本地义工开课教授英语，或带他们在本地游玩。经过几度延期后，该收留所在1996年关闭。
1970年代来到新加坡的越南难民在难民营旧址。（受访者提供）
前越南难民在脸书专页上传当年在新加坡驻留的照片。（受访者提供）
何淑芬在澳洲读书期间，记得有一堂课是讨论难民收留问题。当时有两艘船载罗兴亚人从孟加拉离开，想到泰国靠岸，被军方拉到国际海域，在海上漂荡数月，区域内没有国家愿意接收，当时被媒体形容为“乒乓事件”。后来是印尼亚齐省的渔夫，人道拯救了这批难民。当时新加坡的立场是因为国土有限，无法接收难民。
难民课题不同于其他社会议题，动辄关切到国家的政治外交立场，于个人来说能做的有限。何淑芬深谙此理，新加坡在外交上一贯采用友好政策，难民课题牵扯到地方政治与国际局势，也会触动本国民意，是敏感复杂的课题。运作AFR-SG的10年里，她和团队曾与部长闭门会谈，也曾到其他国家出席难民课题的研讨会。“在政策方面凭一己之力我无法影响太多，但身为一个想要宣导难民课题的人，我希望有一天，在未来的某一天，新加坡可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思考我们能做些什么。”
2016年12月，AFR-SG志愿者与尚穆根部长（右三）和国会议员黄国光举办闭门会议时合影。（受访者提供）
希望有一天组织能解散
10年的坚持，支持何淑芬一路走来的是一份油然而发的关切。每每谈到流离失所的难民，她会不由地哽咽，想到之前令人震惊的那张叙利亚难民小男孩溺水身亡，趴在土耳其海岸的照片。“如果没有人拍到这张照片，我们无法了解战争的危害。我们身处在新加坡很安全，可以安稳地生活，享受人生。可能是我一向来都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会问在这之外我们可以做什么？”
想到自己和团队去到位于约旦边界的叙利亚难民营，有一个小男孩到她身边，牵着她的手去到自家帐篷，他妈妈刚好煮了东西，小男孩叫她来吃。“我不会讲阿拉伯语，我们全程没有沟通，那种超越语言的温馨时刻，想到也很有感触。”
她提到在脸书收到斯里兰卡难民的留言，只剩一两块马币，不够钱买卫生棉。她与本地NGO组织合作，在印尼和马来西亚开工作坊，提供志愿者缝制的可循环使用的卫生巾。
2018年12月，在马来西亚雪兰莪为罗兴亚难民举办月经健康讲座。（受访者提供）
一点一滴，力所能及，在一个庞大的世界性难题面前，何淑芬总是感叹能做的太少，但能做一点是一点。AFR-SG是她利用业余时间维持的组织，她的全职工作是在SG Enable做经理，照料有特殊需求的儿童，并帮助家长申请所需的相关辅助课程。她笑说：“我的年假很宝贵，有些是用来陪家人，有些是要去做义工。”
聊起未来对于AFR-SG的规划，她坦言连续做了10年，没想到自己能够坚持走这么远，不时会出现倦怠（burnout），因为近年来战乱频发，全球难民人数增加。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强迫迁移的难民总数，从2015年的6530万人增加到如今的1亿2260万，几乎翻倍。“我最希望有一天能解散AFR，如果没有难民问题，这个组织就不需要存在了。”
何淑芬站在越南难民营旧址前。她希望难民问题早日结束，流荡者有家可归。（关俊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