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一评点被告及证人 法官：这并非单纯涉及言辞对立案件 | 联合早报

工人党前议员辣玉莎向国会撒谎后，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是否要她尽快澄清，或同意把事情“带进坟墓里”，控辩双方各有说法和立场。

国家法院法官陈乐熊星期一（2月17日）就毕丹星向国会特权委员会作伪证一案发表口头裁决时明确指出，他不是单凭辣玉莎的话定毕丹星的罪，也考虑了辣玉莎当时的秘书助理罗佩颖、工人党干部纳登，以及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的证词，以及短信等书面证据。法官也对毕丹星和每个证人的证词，做出以下观察和裁决。

辣玉莎

审讯期间，辩方律师尝试以辣玉莎向国会撒谎一事，把她描绘为一个“不停撒谎”的人，但法官不这么觉得，认为她已经悔过，是可靠的证人。

辣玉莎在2021年8月3日首次撒谎后不久，便向三名工人党领导全盘托出，而且解释了个中缘由，包括曾在外国求学时遭性侵一事。

法官发表裁决时说，辣玉莎上庭供证时已经事隔三年多，诬陷毕丹星对她一点好处也没有。再说，她一直以来都非常尊敬这位领导，没理由费尽心思，甚至是与罗佩颖和纳登串供诬陷对方，因为这么做可能牵连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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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丹星

没有其他证据可佐证自己的说辞、长达两个多月没为辣玉莎澄清谎言做准备，以及听到辣玉莎向国会重复谎言时一点也不生气，法官在发表裁决时，明确点出几个让他无法相信毕丹星的理由。　

对毕丹星最不利的其中一点，是他未能提出任何书面证明，也没有传召证人来支持他的辩词。

例如，包括毕丹星在内的三名工人党领导，于2021年8月8日，也就是辣玉莎首次撒谎的几天后，到毕丹星家开会。

毕丹星在庭上辩称，会议结束后，他送辣玉莎到门口时嘱咐对方告诉父母她曾遭性侵一事，之后再讨论怎么处理撒谎的事。不过当时因为其他人离得远，所以没有旁人听见。

法官不接受这个说法，他认为，既然当天开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讨论撒谎的事，毕丹星没有理由等到与辣玉莎独处的时候，才给她指示，应该在其他两名领导面前交代清楚。

相较于8月3日毕丹星发短信给辣玉莎，询问她陪性侵受害人报案的详情，以及替她草拟澄清，法官认为他在8月8日的会议之后，却什么都没做，这形成强烈对比。

2021年10月4日，辣玉莎向国会重复谎言。法官指出，若她真的违反毕丹星的指示继续撒谎，当晚两人与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在毕丹星办公室见面时，他怎么一点都不生气，或责骂辣玉莎。

罗佩颖和纳登

罗佩颖和纳登加入工人党多年，曾负责媒体团队的工作，罗佩颖事发时是辣玉莎的秘书助理，纳登则是盛港集选区基层一员。

辣玉莎准备向国会澄清谎言的过程中，罗佩颖协助她起草个人声明。纳登虽然曾建议辣玉莎继续撒谎，但他之后并未逼迫她这么做。

虽然罗佩颖和纳登在提交短信记录给国会特权委员会时，删减了纳登曾建议辣玉莎维持谎言的短信，但法官指出，他们提呈给控方的短信没有任何删减，早前给特委会的版本与审讯无关。

法官认为，罗佩颖和纳登与毕丹星的关系“专业”且“友好”。毕丹星曾说，他们是正直善良和勤奋的反对党成员，这已充分说明两人作为证人的可信度和证据的真实性，他们没有任何理由撒谎或牵连毕丹星。

此外，法官说，没有证据表明两人在庭上撒谎，相反的，他们表现出在审讯中供证和说出真相的勇气，因此两人的证词可完全被纳入考量。

刘程强

刘程强是控方传召的证人之一。法官指出，比起其他涉及审讯的人，刘程强更受人敬重，不仅是本案的其他证人，也包括其他未出庭供证的工人党党员，包括主席林瑞莲。

刘程强在辣玉莎向国会澄清谎言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辩方完全没有针对刘程强与毕丹星说辞有出入的部分盘问他，这显示他的可信度从未受到质疑。

没有传召林瑞莲和费沙

辩方在结案陈词中多次引用工人党主席林瑞莲，以及副主席费沙在特委会听证会上的证词，来佐证毕丹星的说辞。

针对这一点，法官指出，辩方有机会在审讯中传召任何一人出庭供证，却没有这么做。辩方如今不能要求法庭采纳两人在听证会的证词为证据，这样“走后门”是行不通的。

法官觉得，若辩方希望两人为毕丹星佐证，并加以反驳辣玉莎的说法，就应该传召他们出庭。如同控方传召四名证人的程序一般，让控辩双方有机会盘问他们。对此，法庭不能有不同标准，鉴于两人并未出庭供证，他们的说辞就不能用以支持任何一方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