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喇沙书院校长谈其在香港的任期 | 南华早报

我出生于1942年，在爱尔兰西部的一个小农场。我们很穷；没有厕所，没有电。我们确实有动物，牛和猪，火鸡和母鸡，但生活拮据，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有12个孩子，我是第12个。我们卖牛奶和鸡蛋。那是一个叫斯纳格伯勒的村庄，靠近梅奥郡的卡斯尔巴。卡斯尔巴是郡城，那里有一所拉萨尔学校，我就是在那上的学。六年级时，一位（天主教拉萨尔会的）招募者进来问：“你们想加入兄弟会吗？”我举了手。那是70年前的开始。我最年长的哥哥托马斯也加入了拉萨尔兄弟会。

1958-59年，帕特里克兄弟在爱尔兰莱伊郡卡斯尔敦的见习期团体。照片：由帕特里克兄弟提供

我母亲不得不去买睡衣、鞋子和足球靴；我真的很想要那些。除了四年级时康莱斯兄弟组织镇上的街道联赛，我们没有足球。那当然是盖尔式足球。我被送到科克郡的马洛，去了兄弟会管理的地方，然后去了莱伊郡准备O-level考试。然后我们必须进行一年的灵修培养。那很艰难。有很多祈祷，很多教堂活动，还有很多体力劳动，因为他们有大片土地。有很多沉默。

1977年，帕特里克修士（左）、嘉诺撒圣心书院校长玛丽亚修女与香港大学的G.J.格兰特一同出席圣若瑟书院的地理展览会。图片来源：南华早报档案

喇沙会的一切都关乎教育。（喇沙修士会，正式名称为基督教学校兄弟会，1680年成立于法国，是一个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天主教修会。）因此我们的使命本质上是教育年轻人，以期未来社会能因此变得更美好。对我而言，这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我们与年轻人朝夕相处，他们的朝气也让我们的心智永葆青春。那是在初修期，有人问我们：“有人想去远东吗？“我立刻举起了手。我们先去了英格兰，在那里完成了高级水平考试和师范学院的培训。在伯克郡金特伯里村的美丽乡间度过了两年时光，随后又在曼彻斯特郊外米德尔顿的兄弟会师范学院进修了三年。那是60年代初，我们中有些人就是在那里爱上了曼联队，因为当时队中有许多传奇球员。1963、64年那会儿，有博比·查尔顿、丹尼斯·劳、乔治·贝斯特这些巨星。我们偶尔获准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看球。那时几乎从没见他们输过，不像现在经常失利。

帕特里克兄弟1960年代末在都柏林大学学院求学时的照片。图片来源：帕特里克兄弟提供

1964年，我们两人被选派至香港。我的首个任教点是圣若瑟书院。1967年，我从位于肯尼迪路的学院天台俯瞰希尔顿酒店十字路口，将暴乱现场尽收眼底。我还清楚看到学生们举着毛泽东的《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游行上山的场景。我执教四年，教授英语、宗教研究和体育。之后与爱尔兰的家人度假归来，被派往都柏林大学学院攻读欧洲文学与历史。大学时光美好难忘，我也染上吸烟等恶习——当时人人吸烟，难以想象喝吉尼斯黑啤时不抽烟的场景。不过后来我都戒掉了。我们还被派往孤儿院或少年犯教养所帮忙，因为这些机构由我们管理。在北爱尔兰期间，恰逢1969年北爱尔兰骚乱，时局艰难但学校仍坚持运营。70年代初大学毕业时，我回到圣若瑟书院继续任教。后来校长调任新界中学，我便被"明升暗降”（1974年出任圣若瑟书院校长）。校友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当年如何从狮子山、钻石山、深水埗等寮屋区考入本校，以及这如何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我们的学生构成多元，既有中产子弟，也不乏家境优渥者。

帕特里克兄弟（右）与他的长兄托马斯。帕特里克兄弟是12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照片：由帕特里克兄弟提供

担任校长12年。我在寻找继任者，最终在1986年找到了，托马斯·法维尔兄弟。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之后我有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了18个月的粤语。我的性格？相当适应力强且有耐心。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痛苦、愤怒或暴力。我想我是平和的，我喜欢幽默。我喜欢阅读和写作，还有我的书（蒂尔尼也是一位出版作家）。我写诗和一页纸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