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现在让我们消除对2047年后香港未来的所有疑虑 | 南华早报
Mike Rowse
香港可能再次陷入“2047年我们会怎样”的焦虑循环,只是这次时间点从1997年替换成了2047年。我是在参加了激进投资者大卫·韦伯上周的告别演讲后产生这个想法的。多年来,韦伯一直无偿提升公众对商业议题的认知。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炉边谈话尾声,他提出2047年后香港将适用何种法律体系的疑问,并探讨本地法律学生应继续研习现行制度还是转攻内地法律,特别提及合同法与土地租约领域。我的第一反应是:拜托别再重蹈覆辙。半个世纪前我曾是危言耸听者,如今我呼吁大家保持冷静。
1970年代初我刚到香港时,几乎无人担忧1997问题。当时普遍认为这个日期无关紧要,因为北京已明确否认19世纪与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既然中国无视这个期限,港人自然可以高枕无忧。这个说法从未真正说服我,原因有二:首先是相关条约问题。英国当时仍坚持永久管辖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部的两项条约条款。基于逻辑一致性,它也必须遵守1898年新界租约。英国必须在99年租约到期时将其归还。第二个原因涉及购房贷款。香港当时正转向20年期按揭,但这对于界限街以北的物业(该街曾作为香港殖民地与新界的边界)根本行不通。银行经理们天性谨慎,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大额放贷购买那些所有权即将存疑的土地。我敦促所有愿意倾听的人解决这个问题,但响应者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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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香港回归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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