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台打杂到香港迪斯科界的大人物 | 南华早报
Annemarie Evans
我出生于1956年的蒂德沃思军医院(位于英格兰南部)。我父亲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是一名医务勤务兵,我是在利比亚班加西的一个屋顶上怀上的,之后被空运回英格兰出生。当时父亲正在服兵役。他去了伦敦圣经学院深造。我的外祖父母在贝德福德郡的弗利特威克有栋温馨的小屋,我的弟弟和妹妹都在那里出生。多年后的1974年,我最小的妹妹降生。父亲大约在1963年毕业成为牧师,在约克大教堂受按立圣职,我们举家搬到约克,他在那里担任助理牧师。为了让家人见识世界,他加入了英国陆军担任随军牧师——伊恩·亨利·布尔牧师,军中灵魂的守护者。
1961年,伊恩·布尔与他的孩子们——年幼的安德鲁(居中)、罗斯玛丽和西蒙的合影。照片由安德鲁·布尔提供
我们去了德国,父亲拥有自己的飞机,常飞往威斯特法伦各地。在德国多次调任后,我们被派往英属圭亚那,这对八九岁的孩子而言堪称奇幻之旅。我和弟弟在约克郡寄宿学校就读,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旅客。我每年要独自带着弟弟从英格兰飞往南美洲三次。当时英国海外航空的707少年飞行俱乐部班机会经停百慕大、巴巴多斯、安提瓜和特立尼达等七地,最终抵达英属圭亚那的阿特金森机场。我大约九岁时,我们住在甘蔗种植园里。我们有一栋漂亮的白色高脚屋,傍晚时分可以站在窗前看蝙蝠,然后钻进蚊帐睡觉。隔壁西印度家庭播放钢鼓音乐跳舞的声音清晰可闻,那时到处洋溢着卡里普索音乐。那些欢快的声响触动了我,从此我便渴望成为制造这种快乐声音的人。
1974年,安德鲁(最左)与家人在石岗圣马丁教堂迎接小妹出生。照片:安德鲁·布尔提供
1971年,父亲被派驻香港两年。14岁的我对黄昏时分初抵香港的气味记忆犹新——大排档的食物香气、汽车鸣笛和独特氛围瞬间击中了我。父母住在新界石岗一栋花园环绕的小别墅里,父亲是石岗圣马丁教堂的牧师,负责第48廓尔喀步兵旅的宗教事务。军营里有名为BFBS的英国军队广播服务,每天19点到22点用尼泊尔语播送三小时节目。我在那里实习时负责各种杂务。每晚广播都在田野的水泥掩体里进行,发射机没有空调设备,总是过热。我的工作就是坐在中式折叠椅上,每当发射机跳闸时重新推上开关——这一切都伴着印度电影音乐进行。
19岁的安德鲁·布尔在香港电台录音室。照片由安德鲁·布尔提供
我成了电台新闻部的打杂工。最令我难忘的任务是1973年报道李小龙在旺角的葬礼——开棺仪式、络绎不绝的吊唁人群、哀怨的唢呐声,还有当时所有娱乐界巨星的身影。那段时间,我还主持了一档每周45分钟的硬核摇滚节目*《硬核》*,播放齐柏林飞艇等前卫摇滚乐。成为DJ曾是我的梦想,而突然间我就实现了。父亲在香港的任期结束后,我决定留在这里。后来我还效力于商业电台,主持可口可乐和李维斯牛仔裤赞助的《迪斯科秀场》节目。他们确实给我寄了几条牛仔裤,我那34码的臀部被裹在其中很是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