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对比 | 香港令人惊讶的回收历史 | 南华早报》

减少、再利用、回收；在全球范围内，这句口号对于稍有环保意识的人来说都已耳熟能详。但这些指示在香港的践行程度如何？在这个城市，建立有效的回收流程远比表面功夫的环保表演要困难得多。

令今人惊讶的是，一个世纪前的香港曾是高效的回收社会。每件物品都有二次用途，与今日相似，许多家庭依靠从垃圾堆中分拣可回收材料维持生计。在任何社会，回收的前提是市场对再生品存在需求——无论是玻璃瓶、新闻纸等具体制成品本身，还是可熔解/制浆后重塑为相似产品的原材料。当二次需求缺失时，回收链的关键环节便会断裂。数十年前香港日常使用的某些可回收品（如报纸）曾供不应求。战前约百万的流动人口中，半文盲群体占比不小，他们并非报纸消费者，导致本地新闻纸产量始终无法满足街市包装纸的二次需求。为弥补缺口，过剩报纸需从地球另一端进口——在铜锣湾或油麻地路边摊购买鲜鱼青菜时，发现它们用两个月前的《旧金山考察报》或《悉尼晨锋报》包裹实属寻常。对于许多贫困家庭而言，随市购物品带回家的报纸最终会作为厕纸替代品完成其最后使命。回收利用的可能性对上一代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1990年，生兴废纸金属公司老板李英达在其回收工厂工作的场景。图片来源：南华早报档案

玻璃瓶被用于家庭储物或出售。汽水和啤酒瓶需要押金，当空瓶退回商店时，下次购买的新瓶总会便宜几毛钱。从午餐肉到淡奶的各种金属罐都被收集起来。煤油在烹饪和照明中的广泛使用确保了方形煤油罐的充足供应，这些罐子由镀锌铁皮坚固制成，并醒目地印有制造商商标。去掉顶部后，装上木柄便于竹扁担运输，用于从市政水管接取家庭用水。沿接缝切开并锤平后，煤油罐常被用于搭建寮屋区的棚屋。新界任何路边的垃圾箱都能直观展示香港公开宣传的回收计划在现实中的实施情况。我家附近的石岗垃圾站就是典型例子。在接收树枝到废旧轮胎等各类垃圾的通用垃圾站旁，矗立着一排专用回收箱，每个透明塑料内衬的容器都清晰标注着对应的回收物品种类。在没有激励措施的情况下，无论是经济奖励以鼓励遵守，还是对不参与者的处罚，这些回收箱显然只被那些意识到自己生活被过度包装且环境不可持续的人使用。

但仅几米之遥，从饮料罐到香蕉皮和玻璃瓶，其他所有东西都被其他人用塑料袋打包，扔到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堆上，等待收集和填埋处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家庭垃圾所用的塑料袋几乎是唯一真正被回收的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