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在香港逃过斩首之劫，后成为英国石油高管的他 | 南华早报

20世纪初，我的祖父是往来香港与广东佛山经商的商人。他的长子是我的父亲许立三（音），曾协助他经营生意。父亲的两个弟弟比他小十岁，居住在佛山。有一次，当父亲和祖父正要进入佛山城门时，父亲被搜刮了所有钱财，只为让祖父能享受鸦片。

长兄

许彦勤（音）于1975年从亚细亚石油公司退休。照片：谭乔斯琳

不久后，父亲的弟弟们移居香港。三兄弟同住九龙城，并创办了中国兄弟制帽公司，后来发展成为香港和中国最大的制帽厂之一。到1934年，公司销售额已突破百万港元，雇有500多名工人。

许彦勤（后排中）与部分兄弟姐妹合影。照片：由许彦勤提供

早逝

我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我出生于1926年，是12个孩子中的长子。我们住在九龙城的一栋房子里，离制帽厂不远。五岁那年，母亲因脑瘤去世。她离世时我守在床边。我问父亲为什么大家都在哭而他没有，他突然泪如雨下。她的送葬队伍从旺角的拔萃男书院一直行进到九龙城。

功夫与鸦片

七岁时我被送到油麻地一所武校，学习咏春108式——后来李小龙将这一武术流派发扬光大。我就读于拔萃男书院，父亲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会长。小时候我常随他去酒楼参加应酬。那时富人抽鸦片很普遍，我就在烟榻上练功夫招式。

少年时期的许荫堪（右）。图片来源：许荫堪提供

日占时期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帽厂停产，城市迅速沦陷。起初日军规定1日元兑2港元，数月后改为兑4港元，继而宣布港币非法，强制使用军票。私藏非日币者会被抓去处决，尸体踢进土坑。

说服的力量

战争让我被迫辍学。许多17岁以上的拔萃男生加入香港义勇军，全部战死。我开始协助父亲经营帽厂。日军将至少20名工人囚禁在厂区附近的住所（这是强占民宅的第一步），我前往汇丰银行内的日军总部交涉。穿过整排宪兵时毫不畏惧，只因忠于父亲。我说服指挥官：这些房屋不适合日军居住，不如征用已弃置的带花园宅院，方便士兵练习斩杀——他们常以活人斩首，用动物练手。所幸我未曾目睹行刑场面。

他同意了我的请求。

卢婉华（左二）与许彦勤合影。图片来源：许彦勤提供

与死神擦肩

战争期间我有20次险些丧命。我咽下恐惧，甚至做好了牺牲准备。那是段极其艰难的岁月。日军在城里到处设卡盘查。有天我在检查站被意外拦下，左脚袜子里藏着钱。他们命令我脱鞋时，我的心跳快得厉害。幸运的是，钞票紧贴脚底没被发现。重新穿鞋时如释重负——真是九死一生。我必须机敏应变，自制了写着"特准通行"的臂章。若日军细看就会发现破绽，但幸好他们没有。

黑暗时刻

我们的钱存在港岛东亚银行的保险箱里。这意味着要冒险穿越日军明令禁止通行的海港。从家出发最近的码头在红磡。我和父亲翻越几道围栏来到岸边，击退了两名劫匪后雇舢板过海。返程同样惊险。日军每天只发放100张九龙通行证。我凌晨去排队却没能领到，急中生智用卷起的纸片冒充通行证。检查员匆忙中未细看，我又逃过一劫。

命运之日

当时有人提议让制帽厂为日本人工作。我父亲坚决反对这一提议，并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坚持这一立场。1944年，他乘坐一艘名为"岭南丸"的客轮前往澳门时，该船被盟军轰炸机击沉，他不幸遇难。他去世后，他的一位兄弟在其强势妻子的影响下，同意将家族工厂转为日本人服务。战后，那位兄弟继续经营工厂，并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

伦敦东区小子

许荫堪与维拉及其父母罗文锦爵士和维多利亚·朱比利·何东合影。照片由许荫堪提供

我的初恋是音乐，第二爱好是足球。1948年，我进入香港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大学期间我一直担任足球队队长。大二那年，我遇到了罗维拉（何东爵士的孙女）。她有一辆宽敞的哈德逊轿车，主动提出载我、我的队友和我们的装备去比赛。维拉负责开车，那是一段美好时光。维拉在学习唱歌，我则用钢琴为她伴奏。我们于1951年结婚并移居伦敦，我在伦敦理工学院完成了学业。我们住在北芬奇利，我们的长子杰弗里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他是个地道的伦敦东区人。

销售员生涯

1958年毕业后，我想了解大公司的运作方式，于是去大公司求职。我向壳牌公司申请了销售员职位，却被录用为高管。这在当时几乎是闻所未闻的——在此之前，高管一直由英国人担任。两年后，我获得了管理职位。我们又有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埃德蒙和双胞胎菲利普与丹尼尔。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经常往返于英国和香港之间。

五十载退休岁月

1975年我从亚细亚石油公司（壳牌与荷兰皇家合资企业）退休时，身为高管团队成员、销售副经理。当时觉得自己已度过非常充实的一生，完全没想到能活这么久——最近我刚庆祝了98岁生日。退休后我担任几家小公司的董事，生活依旧忙碌。我们有四个孙辈。现在我和维拉住在半山区干德道的公寓里。战争年代的记忆仍鲜活地留在脑海中，那些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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