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作家梅兰妮·程谈离开澳大利亚移居香港,以及兼顾写作与医生职业的双重生活 | 南华早报
Jason Wordie
七岁那年,我们从悉尼搬到了香港。记忆最深的是在肯尼迪学校的第一天。澳洲学期制不同,我入学晚,同学们早已熟络,一位欧亚混血女孩被派来帮我。后来告诉母亲这里有“像我一样”的孩子时,瞬间找到了归属感。多年后她说,直到那时才意识到我在澳洲曾自觉“与众不同”——显然我早就察觉!
港大之家
我们住在薄扶林的港大教职工宿舍,父母是港大医生。离开澳洲后,居住空间小了,但外出时享有自由与安全感。
求学时光
梅兰妮·程在香港肯尼迪学校的照片。图片来源:梅兰妮·程提供
在肯尼迪学校及后来的岛校,同学多无本地根基。父亲是华人,香港有大家族。平日我们过着类侨民生活,每周日晚却去太古城祖父母家。我的身份认知有些模糊——既非香港本地人,也非外籍人士。祖母只说粤语——而我不会。后来在墨尔本又遭遇反向的身份困境。但对作家而言,这种局外人视角反而珍贵。
成为医生
我们经常去阿德莱德探望母亲的家人,但直到医学院时期我才回到澳大利亚定居。墨尔本大学的国际学生公寓是一个现成的社区,而我一直以来都热爱墨尔本——至今依然如此——正是它的艺术文化氛围。这种氛围立刻吸引了我。有时我会想,如果在澳大利亚其他城市,我是否会成为一名作家——也许不会。但在墨尔本的艺术文化圈,以及围绕其形成的咖啡馆文化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