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晨静：电动自行车治理，技术赋能增强主动性

电动自行车凭借价格亲民、使用便捷的优势，已成为我国城市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选择。在上海，电动自行车实际使用量约500万至800万辆，日均骑行量高达903万人次，超过地铁客流量。极高的普及度，使这种“零散却保有量大”的交通出行工具，成为短途出行与公共交通接驳“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载体。然而，伴随其快速发展，超速、逆行、闯红灯、乱停乱放、非法改装等行为屡见不鲜，成为城市交通治理的突出“痛点”。

为应对这些问题，过去一些城市管理中曾尝试过“禁摩限电”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电动自行车新国标（GB 17761-2024）的实施，标志着城市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思路从“限制”转变为“疏导”。一方面，新国标明确限速25km/h、强制佩戴头盔、禁止改装，强化安全边界；另一方面，通过以旧换新补贴，鼓励推动车主进行安全升级。然而，新国标在执行层面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监管力量不足，如深圳、广州依赖人工执法，效率有限且容易引发冲突；二是路权失衡，非机动车道往往被机动车、行人甚至街边商铺占用，人车混行加剧事故风险；三是总体保有量大导致大量旧标车仍待迭代换新，在此期间改装车与劣质电池仍会造成持续的安全隐患。

为系统应对这些问题，各地政府积极展开治理探索，推动从“人管”向“机管”、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的管理模式升级。前不久，北京开始试点电子警察抓拍系统，不仅解决了监管力量不足的难题，更实现了对电动自行车违法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管理。深圳、南宁等地也在推广数字号牌与RFID技术，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车辆“一车一码”登记和违法自动抓拍，提升溯源与执法效率。而宜昌通过出台管理条例，统一登记信息、升级防伪号牌，并开发“警辅通”系统支撑违法数据实时上传与递进式执法。东莞则推出“即买即上牌”、设置专用行业号牌等便民举措，并设立执法缓冲期，实施“非现场转现场”柔性执法，体现政策温度。

电动自行车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生产销售到上路，关联要素很多。为构建长效治理机制，各地需系统推进技术、法治与社会共治的深度融合。在技术层面，具体包括：应在生产源头建立动态产品目录机制，严厉打击非法改装与伪劣电池，压实全链条责任；同步推进数字号牌与RFID技术全覆盖，结合智能感知设备，实现违法精准识别与车辆全程溯源。在规划层面，需进一步优化路权保障，科学规划非机动车路网，加快专用道建设，完善停放充电设施。

在管理层面，要压实配送平台管理责任，强化从业人员监管，督促物业规范小区内车辆停放与充电秩序。宣传上也应采取线上线下联动，以真实案例提升市民安全意识。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充电设施建设，借鉴交通违法“随手拍”模式，开通群众线上举报交通违法行为的渠道，激发群众监督积极性。法规体系也需持续优化，通过及时修订地方性法规、加强跨部门协同，提升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法治化与精细化水平。

以科技赋能、法治保障与社会共治为驱动，电动自行车治理正朝着更加系统、高效与人本的方向迈进。未来，只有持续推动源头管控、路权优化与多方共治，才能构建安全、有序、公平的城市慢行交通体系，为市民创造更美好的出行环境，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作者是广州大学交通运输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