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英国应反思涉华研究“武器化”倾向

11月3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提起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叫停劳拉·墨菲“中国侵犯人权研究”项目的事件。该媒体将此事描绘为“学术自由遭打压”的典型案例，并指责校方屈从于“来自中国的政治压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称，有关个人是反华虚假信息供应链上的一环，他本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承认，他所谓的“研究”受到某些国家政府部门甚至是安全部门的资助和支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起闹剧并非关于“自由”与“压制”的对立，而是英国涉华研究长期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缩影。

劳拉·墨菲的所谓研究在英国并非个例。所谓“国际人权研究”，更具体地说，就是在缺乏基本常识与调查研究的条件下，通过想象捏造事实、选取裁剪“证据”的方式，蓄意抹黑他国人权状况，并以所谓的“学术客观立场”为西方反华政治势力提供虚假理论支撑。此类学者打着学术自由不容侵犯的旗号，罔顾他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事实，通过毫无底线地诋毁、造谣换取自己的“学术”资源与名头。这类事件所揭示的并不是谁在阻碍学术自由，而是谁在滥用学术自由、将学术研究异化为政治操弄与舆论对抗的工具。

这类研究在英国的存在绝非偶然，而是英国学术体制内部长期积累的结构性扭曲状况的必然结果。一定时期以来，英国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义，要求英国学界以“学术安全化”为标准，积极参与对华政治叙事。基于地缘政治竞争驱动的“鹰派”战略需求，英国政府2023年在其《综合评估报告》中，曾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挑战”。在此框架下，英国高校、智库等机构的研究都可能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被要求与政府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战略保持立场一致。研究中国，不再是为了理解中国，而是为了“对付中国”。

在这种逻辑推动下，英国学界催生出一批主动迎合政府议程的“对华鹰派”研究者。他们在政治和资本的双重驱动下，将学术研究“武器化”，不断“生产”服务于对抗战略的所谓证据，长期支持在涉疆、涉港、涉藏等议题上炮制反华言论。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这个反华项目亦在同一机制下运作，其资金和话语均与跨大西洋反华网络紧密相连。

在此类研究中，西方学者本质上只有发表反华言论的自由，没有自由研究的权力。英国学术界长期受制于“西方中心论”“自由主义霸权”等陈旧思维框架，将自身的政治理念视为衡量他国制度合法性的唯一尺度。在这种惯性下，中国式的发展路径被预设为“偏离自由”“背离普世”的异常现象。学者们往往不是以实证方法理解中国，而是以道德评判的口吻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压制自由”，并借此维系西方自我优越的意识形态地位。在此语境下，任何试图呈现中国现实复杂性的研究，都有可能受到指责；而任何批评性的叙述，哪怕缺乏实质性证据，也会被包装为“勇敢揭露真相”的学术成果，形成典型的西方社会“学术—政治—媒体”体内循环的畸形知识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异化的意识形态生产模式，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总体发展趋势存在着深刻而又本质的联系。随着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等能力的发展，英国一些人在潜意识中将这种现实竞争转化为政治敌意。经济合作被描绘成“依赖风险”，投资往来被指控为“战略渗透”，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建设被污名化为“债务陷阱外交”……这些话语不仅在媒体中反复传播，也在学术报告与政策文件中得到“专业化”的包装。在涉华研究领域，议题往往由政府资助导向决定，结论则由意识形态预设支配。学术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场域，而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前线；学术研究被迫承担起政治宣传的功能，而真正的批判性思考反而成为稀缺资源。这一做法不仅背离了大学的本质使命，也严重破坏了中英之间本应平等互信的学术交流基础。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这起学术闹剧的曝光，并不是对学术自由的侵犯。这起事件应当成为英国政府和学术界反思学术“武器化”的契机。高校研究的使命，应当是探索真相、促进理解、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英国的学术机构若真珍视“自由”与“公正”，就应摒弃意识形态的滤镜，尊重事实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成为沟通中英两国、增进互信的桥梁，而不是制造误解与对立的工具。（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