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将是怎样的五年”系列评论之三：把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合作共赢的关键抓手

在开放合作中与世界共享红利

章玉贵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部署“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时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

这充分体现出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经济体之一，向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世界持续注入确定性因子，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和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等努力，在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和开放合作中与世界分享发展红利。这一重大部署释放出清晰信号，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关键抓手，既让在华投资运营的120多万家外资企业认识到中国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也向世界发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绝不会被国际上沉渣泛起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脱钩断链”等噪音干扰。

从促进全球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视角观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致力于为人类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构建和协调与全球经济贸易伙伴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通过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提升外界预期，并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过程中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换言之，在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减贫脱贫、粮食安全、发展筹资乃至逆全球化等问题，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紧迫任务之际，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既展现开放与合作的意愿和决心，又拿出实践行动和具体方案。全球发展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对外开放以及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是一国保持经济活力并促进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关键之举。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也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持续向世界释放本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红利，并在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提供适配性的国际公共产品。

就此而言，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第一重逻辑，在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从产业发展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业已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的过程离不开本土企业基于自主创新提升供给能力，也离不开外部主体或外资的参与。事实上，中国已经实施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包括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实施制造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在金融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等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都是这一开放逻辑的政策表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十四五”期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累计达到7087.3亿美元，提前6个月完成商务发展规划提出的7000亿美元引资目标。

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第二重逻辑，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冲“以邻为壑”、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的冲击。

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后劲不足，甚至出现“开倒车”趋势，导致国家层面的利己主义抬头、多边自由贸易发展面临“缺氧”、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担保人出现结构性缺位等局面。

在即将收官的“十四五”时期，中国通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向世界释放了一系列超预期开放措施，不断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积极谋求与区域和全球重要经济体达成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定，以建立长久稳定的市场准入机制。与此同时，在多边贸易体系与经济全球化遭受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忠实履行在市场准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承诺，以此向经济全球化注入关键动力，在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如今，尽管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一体化遭遇逆风，“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声浪升高，但人为割裂全球产业和技术合作注定是成本大于收益的不智之举。尤其是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市场拓展和相互依存不可避免。基于要素自由流动和交易成本节约的经济全球化内生动力，终究不可遏抑。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无视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的互接互嵌；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逆历史潮流和世界大势而动，通过构筑壁垒来阻挡商品和要素基于市场化原则的自由合理流动。

中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更加有效推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旨在防止全球参与主体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出现某种“合成谬误”，缓解和对冲“以邻为壑”、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第三重逻辑，在于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基于中国开放与发展实践的独特样本。

在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不断提升对外经贸水平，包括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这是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向产业与金融强国迈进，进而发展成为全球多边体系重要担保人的逻辑延伸。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规模化生产能力的“世界工厂”，也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正在加速，消费增长潜力巨大，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市场”。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既是平衡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经贸关系的基础性需要，也是提升我们国内消费品质的结构性安排。

在此背景下，中国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不仅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开放型经济体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制度性安排，深度融入并引领全球经贸与金融体系变革，还是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一个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参照。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和超大规模的实践支撑，就此进行深入研究与不懈探索，完全有可能形成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不乏国际普适性的理论成果。（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是政策宣示也是“诚挚邀请”

【巴西】高文勇

在中国研究制定“十五五”规划（2026—2030年）并准备朝着相关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迈进之际，“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提出，既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延续和升级，也是对中国全球视野的重申和再确认。这一原则深深植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精髓，有助于开创和巩固致力于推动平等互利和全球治理变革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博弈和碎片化趋势不断加剧。当此时刻，中国一如既往地坚持开放合作，与对经济全球化造成严重冲击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最近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确定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和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里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是指扩大市场准入或吸引更多外资，还意味着扩大制度型开放，即在公平竞争、创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实现国内治理与国际规则的对接。

这意味着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依托国际法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贸易框架，并在绿色金融、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开展合作。从学术角度来看，这一演变揭示了中国如何将开放视为现代化的内生性因素。它反映出这样的信念：全球相互依存并不是对独立自主的制约，而是通过互惠互利实现民族复兴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既是为了促进国内深层次改革，也是一种外交层面的宣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展现稳定性和包容性。

要想全面深入理解“中国之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就需要深刻理解新发展理念的开放基因。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转变的理念基础。在此语境下，开放不只是被动接受全球化，还包括主动塑造全球化的规则和道德取向。通过强调“合作共赢”，中国主张以互联互通、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等原则取代零和博弈思维，这与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形成鲜明对比。

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与践行新发展理念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它建立在中国的快速发展需为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作出贡献的信念之上，其中的指导原则就包括相互尊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这些外交层面的原则与国内的发展理念相互呼应，实践层面则体现在中国提出和参与的一系列倡议与机制中，比如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金砖+”合作等。这些倡议与机制普遍致力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搭建经贸合作平台和知识网络等，以此拓展多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而非筑墙设垒、随意增加障碍。就此而言，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全球治理倡议，都是中国加大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例证，它们与其他一些重要倡议和理念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架构。

中国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事关经济层面，还包括制度层面，目标是制定和完善外商投资、知识产权、数据流动和环境标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这种制度型开放旨在确保中国的法律体系与自身高质量发展和深度融入世界的要求相一致。例如，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要求，展现了对于依法治理是国际信誉基石的理解。另外，“合作共赢”概念也不只意味着经贸层面互利互惠，还意味着监管标准与国际的对标对表。逐步实现国内规则与国际规范的融合对接，已经成为以精准方式推进制度型开放的生动诠释，这本身就有利于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和一体化发展。

“十四五”期间，中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继续成为“十五五”规划的重要任务。这一构想强调国内大循环（以国内生产、消费、创新等为驱动）与国际大循环（以贸易、投资和合作等为支撑）之间的协同作用，高水平对外开放因此成为中国贯通内部活力与全球参与的桥梁。这种双重逻辑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与整体性：对于内部繁荣稳定与外部互联互通的追求相辅相成，而非相互抵触。与此同时，中国提出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还带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层面的理论创新，使得“合作共赢”既是一种发展方式，也成为一种外交伦理：在经济上，通过供应链互补和技术创新扩散等实现互利互惠的最大化；在政治上，通过沟通对话和尊重多样性增进国家之间互信；在文化上，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该理念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基因。

在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合作共赢，则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范式变革。它迥异于零和思维和狭隘短视的现实主义理念，将国际关系重塑为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场域。通过将国内现代化进程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相互结合和链接，中国面向全球提供了一种超越国界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等愿景的引领下，中国致力于实现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增长与可持续性、实力与责任的协调和平衡。在世界面临经济层面的“脱钩断链”以及地缘政治层面的碎片化之际，中国的理念与实践提供了一种基于规划、可预见性和伙伴关系进而极具建设性的替代方案。中国坚信，推进公平正义和互利共赢等原则下的开放合作，是世界通往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最为可靠的路径。当然，这一愿景的实现还有赖于其他国家同样展现真诚对话与开放合作的意愿。就此而言，中国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既是一种承诺和宣示，也是一种“诚挚的邀请”，促使我们继续将全球化视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作者是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国际法学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