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打造“黑客帝国”，美成网络空间乱源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格局中，部分国家常被指称为网络威胁的主要来源，各类“网络威胁论”在舆论场中反复浮现。事实胜于雄辩，近期被披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特定国家授时中心持续2年有余的网络攻击，通过植入恶意代码、利用“零日漏洞”等手段，影响了授时中心对通信、金融等关键领域的服务支撑。相关报道以完整的证据链和扎实技术细节，披露了美国的网络行动如何直接威胁他国网络安全。

事实上，此类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美国长期奉行的“进攻性网络政策”由理念走向实践的一个缩影。这也充分证明了美方将网络空间“武器化”正在侵蚀网络空间互信基础，并对全球地缘稳定带来结构性的挑战。

曾几何时，美国互联网以硅谷创新与斯坦福探索为符号，靠着“信息高速公路”推动了技术全球共享，对今天全球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精神内核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近年来美国的网络空间行为呈现出明显的转向。其中一大特征是国家机器与科技企业之间的深度耦合。例如，谷歌、微软等公司依据“棱镜计划”（PRISM）向政府提供用户数据；苹果公司亦曾被要求配合解锁特定设备。这种在“国家安全”名义下迫使企业屈从，将技术工具化、网络空间武器化的趋势，不仅加剧了网络空间的地缘竞争属性，也使各国普遍暴露于系统性风险之中，从而冲击现有网络治理秩序的稳定性。

美国进攻性网络政策的演进有着清晰的制度与战略轨迹。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着手组建专业网络攻击单位，如1998年NSA成立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TAO）。至2003年，小布什政府发布首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虽在文本上强调“防御关键基础设施”，但已确立“攻防结合”的基本思路，并着手系统开发网络攻防工具。2010年5月，美军网络司令部正式成立，整合各军种网络战力，明确赋予其发展进攻能力以达成威慑效果的任务。此后，网络空间被正式界定为与陆、海、空、天并列的“作战域”，为开展主动性网络行动提供了法理依据。2018年，美国《国家网络战略》报告进一步提出“前置防御”（Defend Forward）理念，主张“在威胁源头开展网络行动”，一步步把“红线”划到了别人家门口。从本土防御、网络威慑到进攻性行动，这一系列制度调整与战略演进，标志着美国在网络空间逐步构建起一套支持主动干预的政策体系。

在具体实施层面，美国进攻性网络政策呈现出“双重扩散”特征。其一，在网络与经贸领域的政策工具横向融合。包括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华为、中芯国际等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其获取先进技术；同时借助《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等工具，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实施出口管制，系统地将其在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转化为具有明确遏制意图的地缘政治工具。其二，依托“五眼联盟”等情报协作机制，实现行动主体的扩展。通过包括“星风计划”等在内的跨国网络监控与数据共享体系，针对性监控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覆盖全球逾10亿用户。以这种体系化的联盟行动，试图分担行动成本与政治风险，加剧了国家间的战略互信赤字。

此外，美国在网络空间行动中呈现出显著的“角色二元性”：它既是主动发起网络行动的行为体，又是国际舆论场中“网络威胁”的主要定义者。这制造了深刻的规范悖论，严重扰乱了建立在事实与互信基础上的国际网络安全对话。在技术管控政策上，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与网络安全深度耦合，美国持续扩大“安全化”范畴，制造技术流动壁垒。联合国《2023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美国的技术限制使后发国家获取关键数字技术的成本增加了30%以上。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新型的“数字鸿沟”，不仅迟滞了全球技术进步的整体效率，更在结构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利用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平等权利。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进攻性网络政策的持续演进与扩散，已引发广泛的连锁反应。目前全球已有超过20个国家宣布组建或强化其网络战部队，其公开理由多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威胁。这种以强化自身进攻能力作为威慑手段的行为逻辑，正是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军备竞赛的经典体现。若此循环下去，网络空间将从合作与发展的全球公域，蜕变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新前沿，任何国家都难以在冲突中独善其身。

事实表明，美国当前推行的进攻性网络政策，已成为影响全球地缘稳定的显著因素，不断弱化国际合作的基础。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机遇涌现的今天，网络空间的稳定已成为关乎发展成果的全球公共议题，任何将网络武器化、以进攻代替治理的行为，终将损害所有国家的长远利益。唯有超越冷战思维，回归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与协作精神，方能使网络空间更好地成为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纽带，而非地缘对抗的工具。（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美国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