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人物）——郭启宏的戏剧人生

郭启宏照片。

陈 利供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这是《郭启宏剧作选》的卷首词，源自曹禺在《李白》首演后对他的赞誉。1991年，话剧《李白》首演轰动京城，并获得剧目、编剧、导演、舞美、表演5项文华奖，开启了郭启宏的文人历史剧创作。如今这出空灵而诗意的戏已经演了30多年，一直陪伴着人艺和观众。

从岭南学子到荣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戏剧）的耄耋老者，郭启宏恰如这只白鸥，凭文人的赤诚与坚守，擎“传神史剧”的千钧之笔，启历史幽微，宏戏剧之美。

195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郭启宏，受业于宋元文学专家、词曲大师王季思。随先生习宋词元曲，进城看戏，尤其是在先生指导下参加车王府曲本的古籍整理校勘，为他日后的跨剧种创作埋下了种子。

“我与戏剧的缘分，可以说不在舞台，而始于文学。”郭启宏说。

上世纪60年代，一份意外的机缘，郭启宏踏上了编剧之路。大学毕业，他被分到北京市文化局，先后在中国评剧院、北京京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任戏曲编剧。初到评剧院时，郭启宏还从未看过一场评剧。对他而言，戏剧的结构比较难，至于大家都很怵头的唱词，古典文学功底扎实的他倒并不担心。但是南方口音让他对戏曲的发音吐字又倍感陌生。于是他便把看戏当作上课，每天晚上吃完饭，坐7路车到正阳门鲜鱼口的大众剧场，风雨无阻，“驻场看戏”。

1979年，他的第一部京剧作品《司马迁》创作完成并成功公演，正式开启了他的创作之路。该剧获新中国成立30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此后，他的文思如泉涌般迸发，为评剧院创作《成兆才》《评剧皇后》，还原戏曲艺人的跌宕人生；为北方昆曲剧院写《南唐遗事》，以“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凄美道尽王朝兴衰；为潮剧院写《绣虎》，借曹植“七步成诗”刻画文人在权力漩涡中的坚守。1987年，《南唐遗事》不仅在舞台上连演百余场，还被拍成电视艺术片，王季思先生观后评价：“启宏的戏，字字都浸着诗魂，读他的剧本，如观一幅水墨长卷。”与此同时，他提出“传神史剧论”，主张“传历史之神，传人物之神，传作者之神”，也在戏剧界引发广泛关注，为他日后创作“文人历史剧”奠定了理论基础。

49岁那年，郭启宏正式成为北京人艺的编剧。半年后，他将转战话剧领域的第一部作品《李白》初稿交给了时任副院长于是之。过了半个多月，于是之拿着经过深思熟虑的修改提纲和用铅笔标注的剧本，与导演苏民一起来找他讨论，对剧本结构、人物、情节、语言都反复斟酌，这份对艺术的敬畏和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让他找到了灵魂的栖息地。

这出话剧兼有散文的意蕴和诗的境界，写出了一个立体的、人们熟悉又陌生的李白，通过濮存昕的演绎立在了人艺舞台上。无数观众经由这部戏走进了诗人的内心世界。

此后，他借《天之骄子》曹氏父子探讨“梁与柱无高低之分”的人生抉择，创作《知己》叩问知识分子“仗义执言”与“明哲保身”的灵魂困境，与《李白》共同构成他的“文人历史剧三部曲”。2019年，他的又一部文人力作《杜甫》登台，同样成为北京人艺的历史剧保留剧目。

他会在剧本里加入“月光像酒一样泼在地上”的意象，也会让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为百姓落泪。这种“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让历史人物摆脱了符号化的桎梏，变得有血有肉、可感可知。曹禺戏剧文学奖评委评价道：“郭启宏的剧作，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剧的另一种可能——不是宏大叙事的堆砌，而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面对赞誉，郭启宏始终保持谦逊：“是人艺的土壤，让我的剧本生了根、开了花。”

每当演出落幕，观众起立鼓掌，郭启宏总会为之动容，甚至落泪：“这不仅仅是对创作者劳动最好的回报，也洋溢着一种戏剧艺术的崇高。一个成功的剧作家，应当具有诗人的激情，小说家的睿智，散文家的词采，杂文家的机锋，还要当半个思想家、半个哲学家、半个史学家。自然，还要当半个导演、半个演员。难矣哉！然而也乐在其中。写戏是我生命所必需的……我一辈子把这一件事干好了，就值了！”

以一颗纯粹的诗心，在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土壤里扎根，郭启宏在戏剧天地间找到了精神的栖息地。他创作的90余部带着墨香与温度的剧本，滋养着、启迪着后辈戏剧人。

（作者单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