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时评】数字化让文化遗产焕发更多活力

【光明时评】

作者：王思渝、张剑葳（分别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

近日，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近百个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项目进行了展示。让文化遗产获得“数字生命”，再次进入大众视野。

文化遗产承载着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乃至社会价值，且脆弱又无法再生。如何判定并且彰显文化遗产的价值，如何以一种更为适当的方式保护和延续文化遗产是重要议题。如今，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文化遗产的测量、记录、规划、日常管理、监测、展示利用等开辟了新的路径，成为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

数字化极大推动了文化遗产测量和记录技术的革新，这种革新有可能推动学术界关注过去未曾关注的信息，从而带来对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深化和补全。例如，北京房山云居寺存有大量隋代至辽金时期的珍贵石经，历经千年，许多石刻经文已难以辨识，而“微米级”微痕增强成像数字技术的应用，让原本已经漫漶不清的文字有了识别的可能。位于石经山顶五台之一的曝经台，是辽代碑刻记载的“曝经祈福”之地，多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无字石台”，经多角度光源矩阵扫描与算法增强，首次揭示其表面存在大量雕刻文字，颠覆了此前的认知。

数字化还能拓宽文化遗产展示层面的可能性。传统的文化遗产展示，通常需要在本体上施加建设性工程。为避免破坏遗产本体，或避免展示工程的干预手段在视觉上对遗产的历史感、氛围感产生打扰，人们有时会选择放弃对文化遗产进行阐释。这种情况在考古遗址的展示中尤为常见，观众也常因此抱怨“只看到一些土堆，什么也没有”。在学术界，对于已经失去形象的文化遗产是否应在实体层面进行原址、原样的“重建”，一直是争论的一大议题。在此背景下，以数字化为支撑的虚拟重建和沉浸式漫游，意义更加凸显。其既能帮助当代观众直观地理解遗产对象，又不会对遗产本体产生过多的干预，避免让观众对遗产本体产生“真假不分”的错觉。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交互性数据库等技术的运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走向“智慧”或者“交互”，使得当代观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单一向度的“观看”“欣赏”或者“学习”。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在这方面提供了示范。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等机构发起的大运河（北京段）遗产监测公众参与活动，鼓励公众志愿者将日常拍摄的大运河照片通过小程序上传，如此做法既能弥合大运河这一文化遗产在日常监测上面临的困境，对于提升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也大有裨益。

相较而言，博物馆展览环境更加可控，在对文化遗产相关信息进行数字化方面也涌现出更丰富的成功案例。例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运河上的舟楫”展在搭建数字沉浸展厅的同时，在线上融入对实物模型的展示，力求虚拟体验和对实体之“物”的观看相互补充，如此既能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有更为全面的阐释，又能让观众借此形成更丰富的体验。对于许多位于文化遗产地现场的博物馆而言，其在展品资源上并不一定丰富，有时或陷入无“物”可展的尴尬，如“运河上的舟楫”一般的模式便为平衡此类尴尬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此外，湖南博物院举办的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展，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山西永乐宫文物精粹暨数字艺术大展等，也是数字化展示方面备受关注的案例。

值得指出的是，技术越是发展，对技术应用的审视越重要。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数字化应用，也存在不少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例如，数字化监测形成了大量的日常数据，如何将这些数据应用到遗产地的风险评估或应急预案制定中，目前尚未形成有效机制。数字化展示能够为观众带来更为沉浸、具身的体验，在市场化环境中可以迅速吸引大量的观众。但是，观众数量层面的“火热”并不一定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或者教育正向相关。当一处遗产地的数字化展示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展示的重点是否还围绕着遗产价值最为核心的部分展开，还是转移到市场营销逻辑层面的“卖点”上？被市场快速接受的数字化产品，是否能反哺遗产本体，还是仅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而流通？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今天，其便捷与酷炫，是否会助长关于遗产不同信息的杂糅与拼贴，从而创造出一个从未真正出现过的“历史”？这些追问值得我们不断思考。

当前，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全流程中的意义已经被更多“看见”。未来，我们应坚持以文化遗产的价值保护与传承为核心，数字化技术作为手段，让文化遗产焕发更多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与期盼。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0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