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明：日本二战记忆断代有双重因素

日本首相石破茂10日以“个人见解”形式发表“战后80周年”见解，表现出一定平衡姿态和进步性。然而伴随社会代际更迭进程，日本社会层面的二战记忆传承却正面临双重困境：战争亲历者锐减导致记忆传递路径趋向单一化，且社会集体认知呈现价值偏差与断裂特征。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折射出日本历史教育的系统性缺失，更凸显出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叙事重构消解战争罪责的深层危机。

日本社会通过直接性记忆载体和间接性记忆载体传承二战记忆。直接性记忆载体，包括个体亲身见证、口述、遗物等，多通过家庭形式传播，经验性和唯一性较强。然而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最新人口估计月报推算，日本八成以上人口为战后出生。战争亲历者群体的急剧萎缩，意味着直接经验的传递即将进入尾声，间接性记忆载体主导地位逐渐确立。这主要指教育、媒体、遗址等形式，它们更容易受到社会制度和媒介发展的影响。

日本在战后经历的多个代际交替可以被划分为：战后世代（1945-1955）、后团块世代（1955-1965）、X世代（1965-1975）、Y世代（1980-1995），以及Z世代（1995年后），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记忆叙事：第一，战后世代在幼年和童年时期，处于盟军占领阶段，在战败废墟和社会重建中长大；在少年和青年时期，迎接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政治上形成稳定且对立的自民党和社会党“55年体制”，也见证了反对美军基地、禁止核武器等社会运动；中年和老年时期，该世代见证了日本经济腾飞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全过程。他们深刻体会到战争带来的苦难，在倡导和平和追求权益的社会运动推动下，和平主义思潮成为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想。第二，后团块世代、经济衰退期的X世代和Y世代，属于二战记忆的空心层。一方面，战后日本传统的“家”制度崩溃，削弱了直接性记忆载体的传播效力；另一方面，这些群体经历了经济从增长到下行的过程，个人面临严峻社会压力。他们的二战记忆延续了苦难叙事，但更加关注国家发展和现实生活。第三，伴随互联网发展和新技术成长的Z世代是二战记忆的断裂层，依赖间接性记忆载体。在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扭曲后，该世代在学校教育、媒体环境和网络空间中接触到的二战记忆表述，存在价值观的根本性偏差。

日本社会的二战记忆断代，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侵略罪行在战后未得到彻底清算。其一，战败责任并未明确。战败后，首相东久迩提出“国民道德下降”是战败的原因之一，引发民众和日本政府的责任争论；鸠山一郎等人在众议院提交决议案追究战争责任，但也只将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犯罪”视为问题。其二，对战争罪责未追责到底。东京审判认定了日本侵略等事实，但这场审判也因美国主导、冷战下国际形势变化等因素，具有较多局限性。

多年来，日本在官方主导和民间右翼力量推动中逐渐重构二战记忆。在官方层面引导错误叙事，日本教科书审查流程在1989年被简化，为否认罪行的内容开了绿灯，部分教科书中出现未体现日本“侵略”属性、掩盖罪行，或“战争是为解放亚洲”的错误意识导向。与此同时，右翼势力崛起，参拜靖国神社逐渐成为日本政界获取右翼支持的工具。此外，日本战后的大众媒介不断生产“受害者叙事”文化产品，多通过空袭、原爆、家庭离散等主题，将战争记忆转化为个体成长与情感体验。在民间层面，知识分子亦深度共谋。例如，1996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涉及“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罪责问题上，数次系统性歪曲历史认知。其背后的董事会成员涵盖教育、法律、传媒领域的知识精英，长期为篡改历史提供合法性和传播力量。

在日本社会中，经过政党刻意操纵和社会普遍性遗忘，错误二战记忆正侵蚀真实的历史框架。这种替代不仅削弱了日本社会对真实历史的认知与理解，也挤压了国际社会了解二战及日本侵害他国的记忆空间。因此，向日本社会传递正确和平理念、还原真实历史刻不容缓。（作者是中国社会学会中日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