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台湾人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在日本占领、殖民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从未停歇。可以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台湾人民就反抗了50年。从本期开始，《环球时报》鲲屿哨所工作室将推出“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系列报道，回顾台湾同胞的英勇抗日事迹，讲述岛内民众对光复历史的特殊情感。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会从一些具体事件回顾台湾同胞50年的抗日历程。

全台绅民电奏，誓与台湾共存亡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对台湾觊觎很久，明朝时期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并试图进一步侵略台湾和吕宋岛。德川幕府末期，学者吉田松阴主张所谓的“君临万国”，他理想中的日本帝国的边界北起堪察加，西进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南至中国台湾和菲律宾。吉田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后来的日本政坛。

“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番民”杀害琉球难民，悍然派兵攻打台湾南部的牡丹社，爆发“牡丹社事件”。日本虽因羽翼未丰，最终接受签约退兵，但在琉球谋到了更多利益，1879年吞并琉球，设冲绳县。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这也是台湾历史的转折点。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于1895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消息传到台湾，民众惊讶且愤怒。爱国诗人丘逢甲领衔全台绅民电奏清政府，誓与台湾共存亡，电文中写道“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当时正值会试，在北京应试的台湾等各省举人纷纷到都察院联名上书，呼吁拒约再战，史称“公车上书”。其中台湾籍官员叶题雁和举人们的上书率先被都察院代奏，折中写道“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两江总督张之洞和台湾巡抚唐景崧等清廷官员还试图说服英、法等列强出面干预。

眼看废除割地条款无望，台湾同胞不愿束手待毙。1895年5月，台民开始组织抗日义军，并推举丘逢甲为首领。台湾官绅发布公告，“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5月25日，丘逢甲、唐景崧等人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建立的抗日保台临时政权，年号为“永清”（意为永远隶属清朝），国旗亦仿清朝青龙旗样式（以示永远臣服大清），绝不是一些“台独”分子宣称的“台湾独立运动的开端”。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并没有阻止台湾的交割。5月底，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从上海出发，因害怕遭到台民的袭击，6月初他在海上和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完成交割手续，台湾正式落入日本手中。在此之前，桦山资纪亲自率领的总督府直属部队6700多人和近卫师团1.45万人于5月29日抵达基隆外海，并在澳底登陆。“台湾民主国”和驻台清军虽然奋起反抗，但终究不敌，台北城大乱。6月5日，台北士绅为了自保，召开会议。当时还是一家杂货店老板的辜显荣（已故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之父）自告奋勇，“请”日军进城。6月7日，日军进入台北城。

“中华、中华，我所至爱”

此时唐景崧、丘逢甲等“台湾民主国”领导人已经被迫内渡，抗日的中心转移到桃竹苗（桃园、新竹、苗栗）地区，主力是台湾各地的义军，包括刘永福的“黑旗军”以及吴汤兴、姜绍祖和徐骧（吴姜徐合称“客家三杰”）等领导的义军。

1895年6月中旬，日军越过淡水河，向新竹推进。多路义军汇集于此，共推吴汤兴为首领，他们在尖笔山一带多次抗击日军。7月25日午夜，吴汤兴义军和杨载云统领的“新楚军”共千余人对新竹前哨发起猛烈冲击，从三面包围日军，“长达3000余米的战线上，枪声、炮声一度非常激烈”。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8月上旬。8月中旬尖笔山战败后，吴汤兴等义军退守彰化。8月28日，他率部与日军在八卦山激战，不幸中炮身亡。面对日军的严查，姜绍祖不忍看兄弟陆续被拉出来枪毙，于是从腰间拿出笔，并从身上撕下一块布，写下绝命诗“男儿应为国家计，岂敢偷生降敌夷”。随后，他吞食兄弟携带的鸦片烟膏自杀身亡，年仅20岁。“黑旗军”主要将领吴彭年原籍浙江余姚，在八卦山战斗中身负重伤，直到弹药耗尽，壮烈牺牲。连战祖父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吴彭年列传》中这样描述战斗的激烈，“彭年骑马略阵，马悲鸣不行。易马再出，躬自陷阵，吴汤兴、徐骧助之，奋呼力战，弹如雨下”，“城僚议弃城走，彭年力止之，曰：‘公等固无恙，其如土地何！且吾又何面目以见台人乎？’遂誓死”。

日军进占彰化后，面临严重的疫情。当地瘴气严重，又值夏天，到9月下旬日军真正健康的士兵仅两成，在八卦山就有140多士兵病死。随着战局扩大，粮食给养也成了问题，加上各地义军的拼死抵抗，日军不敢轻易南下，于是从本土调集了第二、第四师团的预备队，又从辽东半岛抽调半个师团，再配备工兵队、要塞炮兵队和宪兵队等。10月9日，日军占领嘉义，之后向台南挺进，增援的第二师团则从澎湖出发，到达台湾南部的枋寮海域。刘永福的“黑旗军”陷入日军包围，无奈之下他内渡厦门。徐骧在战斗中被炮火所伤，临死前仍大呼“中华、中华，我所至爱。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10月21日，日军占领安平，次日进入台南。历时近5个月的台湾军民武装抗日运动被镇压。

抗日义军“三猛”不懈反抗

1895年6月，桦山资纪在原台湾巡抚衙门旧址设立“台湾总督府”，6月17日举行典礼，标志着日本正式开始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这一天也被日本称为“始政纪念日”。当年11月，他电奏日本天皇称，“全岛已完全平定，特此报告”。天皇大加赞赏，“台湾总督府”举行庆祝大会。

结果南部民众先起来反抗，年底北部民众又围攻宜兰和台北城。其中领导台北大起义的简大狮和台湾中部的柯铁、南部的林少猫被誉为抗日义军的“三猛”。1895年底，简大狮率义军袭击台北日军，城内民众奋起响应，日军死伤300多人。后来日军得到增援，起义失败，简大狮开始打游击，1897年5月率义军再攻台北，次年义军在与日军相持数日后化整为零退入深山。简大狮潜返福建，1899年被引渡回台湾，次年3月被处以绞刑。

日本殖民当局除了极力围捕义军外，还大搞株连、滥杀无辜，企图迫使百姓不敢参加或掩护义军。相关记载显示，从1898年底到1899年3月间，高雄和屏东地区被日军屠杀的多达2053人，伤者不计其数。日军的暴行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国内也指责“台湾总督府”的无能，后者被迫重新检讨对义军的策略，改采“诱降”手段，找一些士绅买办当说客，许以道路工程等，并让义军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一些义军归顺，但林少猫不为所动。1902年5月，日本殖民当局刺杀林少猫计划失败后，开始发动全面攻击，林的尸体被找到时身中5弹，腰部被子弹贯穿。林少猫牺牲后，台湾大规模武装抗日画上句号。面对强大的侵略者，抗日义军人员有限，武器和给养十分困难，背后只有福建和广东沿海百姓的支持，加上台湾没有战略回旋空间，他们的失败很难避免。但其他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仍在绵延壮大，从未停止。1915年，台南爆发由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是林少猫牺牲后武装抗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数百万台湾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蓬勃展开

日本在台湾实行“军政”统治，1896年驻守台湾的日军近3万人。宪兵则是日本占领台湾后用于控制民众的武装力量，作为日本殖民的重要暴力机关，宪兵部队遍布全台主要地点。此外还有警察，到1899年底，台湾有警官200多人，警长和警察4000多人。这里不能不提“保甲制度”，台湾保甲制的主要内容是：保约以十甲编成，甲约以十户编成，保设保正，甲设甲长。其目的是用“连坐法”镇压台湾民众的反日思想或行动。

在文化教育领域，日本殖民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895年—1911年主要推行以普及日语为中心的同化教育和差别教育；1919年—1931年颁布及实行“台湾教育令”“内台共学”外，强调教育服务经济建设；1931年—1945年推行“皇民化教育”，教育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经济上，日本掠夺台湾的财富和资源，通过一系列工程建设强化对台湾经济的控制，建设基隆港，运送台湾的资源到日本等。此外，日本严禁本国人吸食鸦片，却变相鼓励台湾岛上民众吸食，建立鸦片专卖局垄断其制造和经营。

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使武装反抗难以实行，台湾人民采取了非武装的反抗形式。受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台湾一些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以提升思想文化的名义，展开宣传和启蒙活动。1914年12月，深受梁启超影响的林献堂在台北成立“同化会”，他们主张在台日本人应善待台湾人。1915年1月，“台湾总督府”即解散同化会。虽然同化会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对后来的非武装斗争影响很大。

1920年1月，留学日本的台湾学生蔡惠如在东京成立“新民会”，意在依据民族自决立场，对台湾人进行思想文化启蒙，同时谋求以合法手段争取权益。20世纪20年代，台湾蓬勃的非武装抗日民族运动拉开了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台湾文化协会”不可不提，代表人物是蒋渭水，他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很深，曾积极从事“充满民族意识的反抗行为”，包括计划刺杀袁世凯等。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蒋渭水1921年10月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吸引300人参加，最多时达到1300多人。他提出“文化治病”，提倡新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并发行《台湾民报》。台湾文化协会依托各地支部，陆续在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和台北等地设置读报社，还特别准备不少大陆发行的刊物，供民众阅览，如果有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相关的报道，则用红笔圈出来。1923年9月，在台北读报社举办的台湾通史讲习会由史学家连横主讲，受到民众欢迎。上述文化启蒙活动，再度唤醒台湾人民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自豪感。1927年，蒋渭水还成立台湾第一个政党——台湾民众党。该党顶着巨大压力，把“撤废保甲制度”列入政纲。1928年，针对殖民政府想把台南一大块墓地改建成高尔夫球场，台湾民众党发动商工会和工友会等组织，开展坚决斗争。1931年，“台湾总督府”强行勒令台湾民众党解散。同年8月蒋渭水因伤寒去世。他在遗嘱中写道，“凡我青年同志须极力奋斗，而旧同志要加倍团结，积极地援助青年同志，期望为同胞解放而努力，实所至望”。

在组织文化启蒙的同时，台湾还开启了日据时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广泛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1920年底，林献堂和蔡惠如等人聚集在东京，最终决定采用“自治主义”路线，以“设置台湾议会”为主要诉求，在方式上则采用合法请愿。加上参与者都是台湾社会有头有脸的人士，有的与日本政界关系密切，“台湾总督府”不便直接打压。

1920年底，林献堂等人在东京为台湾议会请愿书征集签名，共征集到178人。请愿书主张设置民选台湾议会，将原本赋予“台湾总督”的特别立法权转交给台湾议会。次年1月底，第一次请愿书提交日本贵、众两院，结果都得到“不采择”的决定。之后，林献堂等人又进行多次请愿运动，其中1925年第七次请愿达到巅峰，人数达两千，坚持到1934年第15次请愿后，迫于各方压力才停止了这项运动。

台湾少数民族发动“雾社起义”

台湾各族人民都参加了抗日，其中少数民族发动的“雾社起义”广为人知。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把针对少数民族的相关政策和活动统称为“理番”。包括生计大封锁、掠夺少数民族地区樟脑和木材等资源；武力迫使族人缴械，阻挠其狩猎习俗，以使他们的祭仪无法运作，渐渐丧失核心价值信仰。殖民者还鼓励日本警察娶部落首领的女儿，不少日本警察始乱终弃或将其卖入欢场。发起雾社起义的莫那·鲁道的妹妹就嫁给了“理番警察”。

起义爆发地点雾社位于南投，当地少数民族属于赛德克人，包括巴兰社、马赫坡社等11个社。莫那·鲁道是马赫坡社的首领。1930年，日本为准备“台湾神社祭”，在雾社大肆砍伐搬运木材。林中的巨木被少数民族视为守护神灵，族人内心因此相当不安。恰在此时发生了“敬酒风波”，10月7日，日本警察吉村为搬运木材一事到马赫坡社，莫那·鲁道的儿子达道·莫那成亲，于是伸手拉吉村喝酒。不料吉村不仅拒绝，还用拐杖打人，甚至要扣留莫那·鲁道。达道·莫那气愤之下，趁深夜杀死了吉村。莫那·鲁道深知日本人肯定报复，于是在10月27日号召雾社起义。

这一天是“台湾神社祭”前一天，按惯例当地举办运动会。６个社300多人参加起义，他们共计杀死130多名日本人。“台湾总督府”接到消息后，派出飞机到雾社侦察，还从台南、台北、台中等地集结部队，镇压少数民族勇士。他们总计出动1300多名警察、1300多名军人和1500多名人夫。经过40多天的“围剿”，莫那·鲁道被迫自杀。他的长子在弹尽粮绝之际，与伙伴各自选了粗壮的大树上吊，一同“奔赴彩虹桥（祖灵故乡）”。这次起义被称为“第一次雾社事件”。

此次事件后，500多名部落的老弱妇孺遭拘捕，被关押在道泽社等两处收容所，名为收容所，实为“集中营”。1931年4月25日深夜，日本人挑唆道泽社率领200多人突袭收容所，杀死马赫坡等六社200多人，史称“第二次雾社事件”。六社遗族此时只剩下不到300人。雾社起义在台湾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人曾这样形容，“1930年台湾的各种社会运动，因雾社起义的突发，而有如群星在太阳照耀下黯然失色”。

光复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回到家立刻改说闽南语

雾社起义是日据后期为数不多的武装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化了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大力推行“皇民化教育”。1934年，“台湾总督府”举行会议通过了“台湾社会教化纲要”，试图引导台湾人信奉日本宗教，同时奖励学习“国语（日语）”。具体措施包括在各部落（村）设立“国语”讲习所，进一步要求公务机关、银行、公司等只能使用“国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皇民化”进入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阶段，殖民者试图消除台湾人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不仅要求台湾人说日语，还要穿和服、住日式房子等。1940年，殖民政府公布更改姓名办法，要求台湾人抛弃汉姓，改用日本姓。

日据末期，在日本人的严密看管下，台湾已无爆发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可能，但即便如此，民众并没有屈服。有台南民众大骂用日语和他打招呼的台湾人，“竟然还有混蛋讲‘国语’？台湾人讲台湾话”。在“国语讲习所”里，真正熟练掌握日语的并不多，多数民众都是消极应付。公务人员和学生等虽然在公共场合被迫说日语，但回到家立刻改说闽南语。在文艺领域，作家赖和一生创作的作品，大都是殖民地的抗议文学，受他影响的吴浊流在日本人的监视下，悄悄写就长篇抗日小说《亚细亚的孤儿》。

还有相当多人跨海来到大陆，认为“欲救台湾，先救祖国”，在祖国大陆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活动，比如李友邦1939年在浙江成立“台湾义勇队”，主要从事对敌政治、医务诊疗等工作。丘逢甲之子丘念台1938年在广东成立“东区服务队”。1941年2月，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革命青年党等5个团体发起组建台湾革命同盟会，达成台胞抗日力量在大陆的大联合。

台湾青年到大陆学习

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着台湾。台湾被割让后，一些台湾青年到祖国大陆学习，受到五四运动的鼓舞，他们中不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是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日后台湾共产党的重要成员如谢雪红、林木顺等都在此学习过。谢雪红出生在台湾彰化一个穷苦人家，16岁时身为童养媳的她便被送到台南糖厂做女工。1919年她到山东，第一次踏上祖国大陆的土地。1925年8月，谢雪红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和爱人林木顺接受党的安排，分别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10月，两人接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组织台湾共产党。次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台共在岛内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发展极为不易。1931年6月到9月，日本人对台共展开全岛性大搜捕，谢雪红等107人被捕，其中49人被判刑。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救国纲领”中，明确提出要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对于李友邦的“台湾义勇队”，中国共产党也给予大力支持，派出党员张一之直接协助。

国民党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也发出“复台”呼声。“恢复台湾，巩固中华”是孙中山毕生的心愿。

1943年11月，中美英首脑相聚开罗，收复失地是中国的明确立场。中方代表王宠惠将原稿中“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特别是包括满洲和台湾，归还中国”，改为“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与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对同盟国无条件投降。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负责接收台湾。10月25日，台湾地区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日方代表为“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等。签字仪式结束后，陈仪即席广播，正式宣布台湾日军投降，“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1946年，10月25日被定为“台湾光复节”。

50年的抗日史，就是台湾同胞的爱国史

无数次的奋斗，无数人的牺牲，终于换来了台湾的光复。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台湾同胞没有缺席，台湾的光复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抗日的这50年，到底是什么支撑台湾同胞？林献堂说，“应知台湾同胞在过去五十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壮烈牺牲，前赴后继，所为何来？简言之，民族主义者”。作家吴浊流写道，“台湾人具有这样炽热的乡土爱，同时对祖国的爱也是一样的”。可以说，一部50年的台湾抗日史，就是台湾同胞的爱国史。（鲲屿哨所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