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萌萌：德国“再军事化”之路并不好走

一段时间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积极推进加强本国军事能力的各类方案。18日，德国负责联邦债务管理的财政署表示，德国将在第四季度增加借款150亿欧元，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军事建设。此前，即将卸任的德国陆军司令迈斯警告称，只有大幅扩军“才能让德国具备威慑对手的可信度，并能与盟友一同应对高强度战争”。迈斯认为，在未来十年内，德国现役军人岗位需求数量接近翻倍，国土防御部队数量要增至原来的3倍以上。

迈斯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德国政府在军事问题上的态度。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加强军事能力的意愿与日俱增。德国总理默茨宣布2031年前把联邦国防军打造成“欧洲最强常规军队”，其领导下的德国政府也已推动修改宪法，允许为超额的国防支出进行财政举债。德国迫切希望强化军事能力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欧洲安全秩序已由推动俄罗斯融入的“合作型”秩序，变为对抗与孤立俄罗斯的“对抗型”秩序。德国为此放弃了长达半世纪的德俄“特殊关系”，双方在能源领域脱钩，双边政治对话也已变成“政治不正确”行为。近期波兰遭受“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以及俄罗斯军机闯入爱沙尼亚领空的事件，也将进一步提升欧洲各国对于俄罗斯安全威胁的认知程度。

第二，在“特朗普2.0”时期，美国政府奉行“交易主义”外交，将原有对联盟防务的“义务承诺”视为“交易账单”，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不再是免费“公共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自身的外交主张与盟友对德国的期待均发生转变，要求德国为欧洲防务做出更多的贡献。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难以再回避在欧洲安全上的领导责任，也需要在北约体系中承担更多防御任务。

然而，德国政府的“再军事化”行动仍与社会层面的和平主义传统分歧较大。二战结束后，德国对纳粹军国主义历史进行大规模社会反思，形成“克制型”战略文化，社会的反战情绪与和平主义认同也较为浓厚。冷战结束后，德国长期享受欧洲和平红利，国防投资不足、军备短缺，德国联邦国防军也缺乏社会声誉。2011年，默克尔政府取消义务兵役制，联邦国防军人数从冷战刚结束时的50万人逐渐下降至18万人。当前，随着德国宣布扩军计划，联邦内阁已通过“新兵役制”法案，要求2027年起18岁以上的德国男性接受兵役体检。该兵役制并非强制入伍，但已遭遇较大社会阻力。有调查显示，18至29岁德国人中的支持者比例仅占35%，大多数年轻人反对德国“再军事化”，也不满政府决策并未让年轻人充分参与，德国和平协会为不愿服兵役者提供的帮助和咨询案例激增。由此可见，德国重新启动兵役制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此外，基于德国对纳粹历史反思以及盟友质疑，二战后联邦德国在北约与欧盟框架内实现“嵌入式崛起”，注重发挥规则性影响力，奉行多边主义原则，避免单独行动，以重拾国际声誉。即使德国军费开支已经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大幅增加，但其在发挥联盟防务作用时仍恪守“不单独行动”原则，往往通过德法波英意这样的“魏玛+”志愿者联盟形式取得盟友共识，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当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有26个国家承诺在冲突停火后向乌克兰非前线地区派遣地面安全保障部队时，德国并未明确承诺派遣军队，而是提出提供资金援助以及武器支援与培训。默茨表示，德国是否派遣地面部队将取决于议会是否批准以及美国参与对乌安全保障的程度。可见，德国在域外派兵问题上仍然谨慎行事。

总的来看，俄乌冲突爆发后，无论是德国增加国防预算还是扩充军备，都展现出德国政界对未来欧洲格局的期待：德国不仅要成为地缘经济上的欧盟领导力量，同时在欧洲防务上也要发挥“建构式”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并非以“独行侠”的模式得以实现，而是依靠多边协商促成欧洲共识，增强欧盟的凝聚力与行动力。然而，鉴于中短期内德国与欧洲防务仍然难以摆脱对美国军备的结构性依赖，德国在联盟防务上的领导作用难以脱离美国主导的北约机制，而是致力于增强北约内的“欧洲安全支柱”作用，推进北约“欧洲化”，即在美国减少对欧洲安全投入的情况下，令欧洲仍有军事能力应对小范围冲突。德国想要打造“欧洲主力军队”并发挥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