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第三核时代”亟须筑牢核不扩散底线

*编者按：*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核扩散和核冲突风险急剧升高。有人据此提出，“第三核时代”来了。那么，何为“第三核时代”？其中有着怎样的危与机？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郭晓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

*何奇松：*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翟玉成：*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研究员

“末日时钟”，又拨快了1秒

郭晓兵

近段时间以来，国际舆论场和战略界围绕“第三核时代”的讨论不断升温。如果说冷战时期是“第一核时代”，主题是美苏核军备竞赛，冷战后的二十多年是“第二核时代”，主题是防止核扩散，那么当下所谓“第三核时代”的突出特征，就是大国核博弈的回归。

面对“第三核时代”，至少五个方面的核风险明显加剧。一是核战争阴霾卷土重来。俄乌冲突中，北约与俄罗斯针锋相对，双方频繁释放核威慑信号。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官员抛出“在加沙使用核武器”的惊人言论。印巴冲突时，印度对距巴基斯坦核武器管理部队极近的努尔汗空军基地发起攻击。这些事件表明，核战争似乎不再是遥远的潜在威胁，而是近在咫尺的现实风险。

二是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国大力炒作“核三体”概念，以缺乏依据的大胆假设为前提，宣称未来5—10年美国将面临中俄两个“势均力敌的核对手”。基于这种主观臆断，美国战略界逐渐达成更趋强硬的新共识，即放弃后冷战时期的“怀柔”政策，转而优先强化威慑，用实力迫使对手让步。在战略核力量方面，美国准备扩大核武库规模。在反导方面，美国复活“星球大战”梦想，建设“金穹”系统，不仅将中俄纳入反导目标，还公然跨越太空武器化门槛，发展天基拦截器。在中导方面，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大力发展陆基中导武器，在菲律宾、日本部署“堤丰”系统，在澳大利亚使用该系统进行实弹射击。受“美国优先”政策刺激，北约欧洲成员国对于搞欧洲核威慑更为热心。以上种种，逆转了冷战后全球核武器数量持续削减的长期趋势，让核军备竞赛的火药味愈发浓烈。

三是核扩散风险持续攀升。越来越多人担忧，一个核扩散时代可能即将来临。原因在于，既定核秩序正承受巨大压力，“核不扩散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全球性和团结人心的优先事项”。

四是“核常跨域互动”增加核冲突风险。太空、网络、人工智能、高超声速武器等新兴战略力量的发展使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互动更加密切，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蛛网行动”中，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部署在后方的战略轰炸机。在“午夜之锤”行动中，美国借口防扩散，使用巨型钻地弹轰炸伊朗核设施。这些举措模糊了核常界线，增加了武装冲突乃至核冲突的风险。

五是国际军控体系面临分崩离析之忧。美俄先后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基本处于休克状态，明年2月即将到期，迄今尚无后续安排。届时，两个超级核武器大国之间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将首次进入无条约、无核查、无对话的双边核军控真空期。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的核不扩散机制动力渐失。2015年、2022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均未达成成果协议，新一轮审议进程前景也不容乐观。

在此背景下，《原子科学家公报》今年年初将标志核风险的“末日时钟”（Doomsday Clock）向前拨快1秒，距离午夜仅剩89秒。这是该时钟设立以来，最接近“全球灾难”的时刻。而1991年美苏签署《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指针距离午夜有17分钟。

那么“第三核时代”带来的全是坏消息吗？未必尽然。首先，制衡霸权、霸道、霸凌的国际力量在增强，而不是在削弱。与“第一核时代”相比，个别核超级大国凭借自己的核垄断地位颐指气使的场景难以再现。与“第二核时代”相比，那种动辄以防扩散为名颠覆他国政权的做法可能有所收敛。其次，在新兴战略力量领域建章立制的条件逐渐成熟。采取措施防止太空沦为战场，限制人工智能在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中滥用等，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最后，核战争风险加剧教育全球民众，给国际和平运动注入新的活力。这有助于推动核武器国家将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联合声明落到实处，彼此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强化对无核武器国家的消极安全保证。

“友好核扩散”损人害己

何奇松

美英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原则和宗旨，通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AUKUS,奥库斯）框架下的核潜艇合作，向澳大利亚提供武器级裂变材料；日本和韩国国内最近几年有关与美国实现北约式“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的声音增多，美国防部高官一度宣称“必要时”可允许日韩拥核……国际军控领域这些事态变化表明，在原有一些地区核扩散热点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主要源头的所谓“友好核扩散”又较为集中地浮出水面。连一些美国学者都坦言，当美国还在借伊核问题和朝核问题在地缘政治层面大做文章时，获取核武器的冲动已经加速蔓延至美国的一些“朋友国家”。

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种所谓“友好核扩散”趋势的出现，背后有着美国及其相关盟友各自的盘算。就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而言，美国安全承诺“不再那么可靠”，正成为一个愈发清晰的事实。尤其是进入“特朗普2.0”时代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向着孤立主义方向回摆幅度增大，“美国优先”原则和政策没有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网开一面，在防务费用分担和关税等问题上对盟伴提高要价和加大施压毫不手软，这些都让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离心力加大，一些盟国对美方安全保障信心渐失。

具体到核保护伞问题上，美方通常承诺提供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内的安全保障或是“延伸威慑”，但在盟友看来，这种承诺需要包括定期磋商、决策参与以及联合演练等在内的一系列机制性保障，而华盛顿在这方面没表现出足够的“诚意”，这让相关国家心里变得更加没底。于是，美国一些盟国开始打着“世界不再安全”“本国安全受到威胁”等幌子，鼓噪和谋求实际拥核。

对华盛顿而言，默许、纵容甚至直接配合个别盟友拥核，符合美国寻求减轻因为对外安全承诺而背负高额军费和防务负担的目标。面对日韩等国拥核呼声泛起，美国政界和战略界都有人认为，华盛顿可以“顺水推舟”，在“延伸威慑”“核共享”甚至实际拥核等问题上适当松口，这样一方面可被看作对盟友意见的“积极反馈”，另一方面也能让盟友更大程度地分担美国肩上的防务压力，尤其是一些地区性大国，可以在美国主导地区安全秩序的能力和意愿都相对下降的背景下，承担更多责任。不仅如此，类似“奥库斯”框架下对澳出售核潜艇那样，一些盟友即便变相拥核，往往也都不同程度地需要美国在原料、技术、具体装备和后续保障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如此一来，美国还可以从这种“交易”中获取规模可观的经济收益，并能在必要时对盟友予以掌控。

类似“友好核扩散”这种短视操作，明显打破国际核不扩散的底线，无疑将会加剧“以核制核”思维下的核军备竞赛。而且，按照美国学者格伦·斯奈德在“同盟困境”理论中揭示的逻辑，同盟内部往往存在某种安全两难，即由于彼此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导致任何结盟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进行权衡。这种矛盾纠结心态在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之间一直存在，在核问题上也是如此。虽然双方在寻求和默许核扩散上相互配合，但日、韩、澳等国不可能就此摆脱被华盛顿抛弃或沦为牺牲品的担忧，美国试图通过纵容盟友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渔利，同时又摆脱不了受到个别盟友“不智行为”牵连的担忧。

综上所述，以美国为主要源头的所谓“友好核扩散”，不仅违背国际层面维护核不扩散体系的普遍心声和共同努力，对于美国及其个别试图“拥核”的盟友来说也意味着某种潜在的安全困境，概而言之就是“损人害己”。

核不扩散条约初心不能忘

翟玉成

数十年来，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核心的一整套防核扩散制度和安排，成为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支撑，在避免核战争、阻止核扩散、促进核能造福人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成效。但同时，核不扩散机制也屡遭重创。特别是近年来，世界多个国家出现“拥核”鼓噪，核不扩散条约原则和宗旨遭到扭曲或蚕食，核不扩散机制面临垮塌风险。如何扭转这一局面，重塑国际防核扩散信心，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严峻课题。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有核武器国家承诺不直接或间接向任何无核国转让核武器，无核武器国家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任何让与国接受核武器。由于无核国家放弃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作为交换，核武器国家承诺就达成全面彻底的裁军条约展开谈判，为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能提供协助，等等。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由此被概括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三大支柱。这三项内容密切关联，在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之间形成权利和义务的微妙平衡。但在实践中，上述三方面的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有关各方经常分歧严重。

而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原则和宗旨不断遭到蚕食。特别是“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扩散核武器机制的严格规定被个别国家的亲疏好恶所取代，严重破坏核不扩散机制的公信力。比如，美国曲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堂而皇之地与盟国实施核共享，并承诺在战时将控制权转交部署国，造成核武器的地域扩散，放大核冲突的风险。美英澳在奥库斯框架下开展核潜艇合作，使作为无核国家的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并以此获得武器级的高浓铀转让。这一合作被广泛质疑将导致核扩散，严重损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权威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五个核国家之一，中国坚定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大国责任。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奉行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武器扩散，不帮助别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面对当前的复杂形势，中国始终严格履行核不扩散义务，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有效性和权威性。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是防止核扩散、促进核裁军的前提。中国始终把核力量保持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低水平，无意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中国自拥有核武器的当天起就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在此基础上，中国又通过单边声明、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签署无核区条约议定书以及双边安排等形式，作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无条件承诺以及相关安全保证，展现出大国应有的自信和国际担当。应该说，从最大限度发挥核武器威慑效能的角度看，中国单方面自我设限是一种牺牲，但它有助于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并引领其他国家相向而行，为推动防扩散与核裁军创造基础。认识到正常的国际秩序和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是防止核扩散的重要条件，中国一向反对国际强权和霸凌，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个别国家追求绝对安全并将一国安全凌驾于国际或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今年时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55周年。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国际社会有必要回顾《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序文开头的话：“一场核战争将使全人类遭受浩劫，因而需要竭尽全力避免发生这种战争的危险并采取措施以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扩散核武器将使发生核战争的危险严重增加”。无论如何，中国都将秉持条约初心，展现大国担当，用一贯的立场和有效的作为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提供坚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