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硝烟、走过风雨，一起了解“中华神剑”背后的奋进之路
“中华神剑”背后的奋进之路
■朱纪立 解放军报记者 李 岩
“东风”“红旗”“鹰击”“长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一枚枚“中华神剑”庄严通过天安门广场，不仅昭示着东方雄狮的昂首屹立，更挺起了亿万国人的脊梁。
抚今追昔，方觉来路之多艰。新中国的成立是无数革命先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和现实不断警示我们：和平不是乞求而来，真理需要实力来捍卫。
我们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当我们自豪于如今人民军队所拥有的先进武器时，不要忘记那段艰苦卓绝的“来时路”，不要忘记那群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军工人。
从零开始，中国人也可以搞出导弹
有这样一个“东西”，被赋予了“国之重器”的称号。
毛泽东同志曾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邓小平同志曾说：“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这个“东西”就是核武器。核武器只是“子弹”，还要有发射“子弹”的“枪”——导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已开始着手铸“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同志谆谆告诫科研人员：“我们从苏联进口了一些武器装备的样品，要在消化的基础上再搞自行设计。”他形象地比喻：“就像学会了走路，然后再跑步；就像爬楼梯一样，爬完了第一层，才能爬第二层。仿制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够独创。”
没有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机计算，一条弹道计算需要用时21天之久；没有设计资料，就从每一个电路到整机设备，在无数张坐标纸上拆解、推导着密密麻麻的数据……
面对新中国“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面对仅极少数人接触过的尖端导弹技术，中国军工人怀着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以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弥补经验的不足，逐步探索出一条从仿制改型到自行设计、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公开资料显示，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成功发射，击碎了“中国的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1964年，“红旗一号”定型飞行试验成功。1966年，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甲”完成两弹结合，核爆试验成功，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1965年，我国制定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1965年到1972年，研制中近程弹道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这就是我国军工史上赫赫有名的“八年四弹规划”。1980年，我国第一代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全程飞行试验成功。1982年，潜地导弹“巨浪一号”水下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
一次次从零起步、从无到有的成功不断印证：正是因为有党的坚强领导，军工人干事创业才有了“主心骨”和“定盘星”；正是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才能实现全国大协作和协同创新，才能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能”，创造出属于中国军工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坚持自主创新，走独立发展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武器装备领域始终面临着外界的打压、封锁、制裁，更坚定了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尖端技术的决心，倒逼中国军工事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
1978年，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中国军工事业不断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我国军事工业历经多次体制变革，逐步实现了向大型企业集团的转变。“落后就要挨打”警醒国人，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奋起直追。
无论是在创建之初的艰难时刻，还是在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中国军工事业从来没有幻想过走其他先进国家的发展路径，也从未寄希望于别国的技术恩赐，而是一代接着一代、不断攻克核心技术、掌握关键产品，勇闯技术无人区，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突破，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军工创新发展道路，把我国导弹事业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上世纪80年代初，在第二代防空导弹的论证会上，有人提出，技术跨度太大、我们基础太弱，不如进口国外导弹。面对这种观点，导弹专家于本水严肃地对大家说：“中国是大国，不能只买外国的鸡蛋，我们必须学会自己养鸡、下鸡蛋，自主研发能力是买不来的。”
1960年，当毛泽东同志得知我国自制的火箭可以飞8公里时，他兴奋地说：“8公里也了不起呀”“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65年后的九三阅兵式上，当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亮相天安门，一句“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引发全网热议，网友们纷纷自豪地表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射程之内，国泰民安。”
从“8公里”到“覆盖全球”，属于中国导弹的腾飞梦想一步步变成了现实。钢铁巨龙、俯瞰神州，中华神剑、纵横苍茫，自主创新精神不断引领着中国导弹工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遮风挡雨；科技进步，是因为有人负重前行。
在一次次震惊世界的试验成功和技术突破背后，是一代代“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英雄军工人。
1950年，钱学森为顺利返回新中国，递交了辞去美国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的报告。美国时任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得知后说：“无论在哪里，一个钱学森都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为此，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才艰难回到祖国。回国后，钱学森全身心投入到祖国的火箭和导弹事业，为创建和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我国第一代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黄纬禄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弹”。当时已年过六旬的黄纬禄，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以及巨大的精神压力，体重降了11公斤。有人说，黄纬禄这是“剜”肉“补”导弹，将这血肉补在导弹上，成就的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这些铸剑人追求的“名”与“利”，有着比常人更特别、更崇高的理解：“名”是隐姓埋名的名，“利”是大国利器的利。
带领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代陆基巡航导弹的刘永才院士，用切除70%的胃换来了新技术的突破；王振华总师一辈子扎根三线，和团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三线基地独立研制新型重点型号产品的先河。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总工”仍然没有走进公众视线，或许若干年后，他们的功绩才能够为世人所知。
每一次钢铁利剑的腾飞而起，靠的就是这样一代代军工人不讲代价、不谈条件、无怨无悔的奋斗和奉献。
投身于此的年轻人也有别样的“诗与远方”：有的试验队员一年在试验外场超过300天；有的科研人员连续11个元旦都在戈壁滩度过。
一位年轻的航天工作者曾写下一首名为《戈壁母亲》的诗：亲爱的孩子，妈妈凌晨要去遥远戈壁，原谅妈妈给你断奶；妈妈出发了，像战士一样转身离开你；在梦里，妈妈的双手延伸千里去拥抱你。
这饱含深情的诗句，正是新时代普通军工人的真实写照！
走过硝烟、走过风雨，一辆辆行进的导弹战车庄严传递着守卫和平的自信和担当，用铿锵有力的事实回应着60多年前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面对“中国究竟能不能搞导弹”时所表达的决心：“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这股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军工人攻坚克难、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