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景泰：预制菜风波折射民众关注转向

2025年9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吐槽，在短短几日内演化为覆盖产业、媒体乃至社会情绪的预制菜争议。这场风波并非孤立事件，它意味着民众和食品政治学的关注重心正在发生转向：从以往聚焦于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等技术性问题，转向更加重视制度透明、文化身份、话语权分配与社会信任结构的重构。

美国营养学专家玛丽恩·内斯特尔在所著的《食品政治——影响我们健康的食品行业》一书中指出，美国食品行业运用政治游说、政策干预及科学话语权争夺等手段，影响公众饮食系统的建立。确实，食品政治如今日益展现出其多重面向。不论是工业化食品的广泛应用，还是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标签透明、知情权的高度敏感，都表明食物不再只是生理需求的满足物，更成为权力分配、社会价值与文化认同的交汇场域。

信息透明度的缺失是当前全球食品政治中最具普遍性的张力来源之一。消费者普遍处于信息链条的末端，难以获得食品成分、加工方式、产地来源等关键信息。在多数国家，尽管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日益健全，但在可视化透明层面仍存在较大不足。无论是美国围绕转基因食品标签的立法拉锯，还是我国消费者对预制菜未明示的质疑，其核心问题均指向消费者知情权与生产方信息控制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对称不仅削弱了消费者的选择能力，在突发事件中更容易放大信任危机。因此，食品标签不只是技术手段或商业形式，更是一种制度表达和商业承诺。

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描述的风险社会语境中，食品风险是典型的“不可感知型风险”。它们往往以加工痕迹的方式存在，却缺乏直观辨识路径。正因如此，公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焦虑并非仅因真实风险的强度，还是源自信息机制不透明所激发的不确定感。例如，日本便利食品信任危机或中国预制菜风波中，问题并非完全由于食品的品质本身，还因为加工过程的不透明及标签缺失诱发了公众的广泛不安。这种透明度危机使得公众在无法确认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倾向于作出负面预判。因此，提高食品体系的结构性、透明性，包括标签制度、供应链溯源机制、信息公开程序等，是构建稳健社会信任的制度性前提。

此外，在食品政治类的事件中，专业科学界还经常与普通公众之间表现出明显的认知错位。这种现象并非仅因知识普及不足，更在于科学话语体系的专业性封闭与公众经验性认知的直觉性开放之间存在沟通的断裂。食品作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高频接触对象，其风险认知不仅受事实影响，更受情感、文化、媒体叙事等非理性要素影响。此种情况下，政策制定需要兼顾公众情绪与文化诉求。因此，食品政策亟须构建一种双向协商的知识传播模式，在尊重科学证据基础上，加入公众参与机制，以桥接技术认知与社会接受之间的鸿沟。

此次预制菜风波之所以在中国引发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其触及消费者对于食品加工方式的现实关切，还揭示出当代中国食品政治所具有的一种复合性结构。

中国饮食文化强调现炒现做、色香味俱全、烟火气、手艺等要素，这些不仅是对食物本身的期待，更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美学与文化认同的体现。不少中国消费者认为，预制与工业反映的是对新鲜、自然、手工的文化价值的背弃。当预制菜大规模进入中高端餐饮或校园食堂，其不可见的加工过程，使消费者感到预期被篡改、感知被剥夺。这种反应并非源于对工业化本身的理性拒斥，而是对食物文化象征意义的自觉维护。因此，预制菜在中国的推广无法回避这一文化基础，它并非单一的技术转型问题，还是涉及饮食美学与社会情感结构的制度挑战。

从此次舆情的演化路径来看，相较于欧美以专业媒体和机构倡议主导食品议题的传统路径，预制菜风波中的传播更显现出平台化、人格化与情绪化的特征。预制菜议题并非首先由监管机构或专业组织提出，而是由网络KOL以个人体验式话语介入，并迅速激发公众情绪，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实现病毒式传播。这一传播路径使得预制菜争议具有高度情绪动员性，信息结构扁平、标签化表达盛行、信任机制建立在个人信誉而非专业权威之上。 

总之，在食品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公众对于吃什么与怎么吃，不再只是感性选择，而是日益转化为带有明确立场的社会行为。眼下的这场预制菜风波，不仅是一次关于吃什么的争议，更是一次关于如何治理吃的制度考验。（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