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金琦：若无正确史观，反战口号皆为空谈

“绝对不能再发生战争了。”这是我在日本的田野考察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2017年8月，我曾到日本的静冈、茨城和东京三地进行田野考察，在访谈了12名战争亲历者后，我发现，“反战”似乎是日本人的共识。然而，在缺乏对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反思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反战口号都只会沦为空谈。

在田野调查中，受访的日本战争亲历者对美军轰炸仍然心有余悸。家住静冈县的野村先生在美军轰炸中失去了叔叔，居住在东京的泷口先生则失去了祖父母和妹妹。在他们眼中，自己和亲人无疑是战争的受害者。退休后的野村先生成为当地中小学的社会辅导教师，向中小学生介绍战争历史和自己的家族悲剧。泷口先生则致力于向日本自民党政客请愿，希望由政府出资为战争遇难者修建国家级的“慰灵碑”。

正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所说，社会记忆主要依靠身体实践和仪式活动来实现，野村和泷口的活动实际上展现了个人记忆逐渐成为集体记忆的过程。通过课堂宣讲和“慰灵仪式”，个体的“受害者”记忆逐渐转化为集体的“受害者”共识。然而，这种集体记忆在部分日本政客的推波助澜下，却展现出一种复杂的二重记忆构造。部分日本政客一方面试图强化集体的“受害者记忆”，另一方面也在选择性遗忘自身的“加害者身份”，最终这种二重记忆构造表现为对中国等其他国家战争受害者的冷漠态度。

这种冷漠有时显得极为矛盾。比如，泷口常常思念自己遇难的亲人，但是提到南京大屠杀时他却矢口否认。野村则不同，我曾旁听了他的授课内容，野村从九一八事变谈起，谈到日本走向侵略战争深渊的过程，谈到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也谈到日本民众受到的战争伤害。从野村的身上，我看到日本民众反省历史的一面。

在“加害者记忆”悄然隐去的同时，战争参与者的记忆却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不断得到强化。我采访的日本人都有着清晰的战争参与者记忆。静冈的藤野女士讲述过自己成为“军国少女”的经历，战争时期她在兵工厂中夜以继日地制造武器装备。我问她当时是否想过这些武器将被用于何处时，她说：“我们并不关注这个，当时的我们只想赢。”东京的山上女士当时是军队医院的护士，当战败的消息传来时，她回忆说：“我当时的心情和士兵是一样的，难受得想要自杀，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输。”可见，她们在战时都是战争积极的参与者。然而，几十年后她们都表示，“不要再发生战争了”。可以说，对真正的战争参与者而言，战争记忆是痛苦与不堪回首的，也正是这种个人记忆给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重塑集体记忆的尝试增添了困难与阻力。

尽管受访者的战争记忆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反对战争。在这样共同的反战话语背后是不同的“反战逻辑”。有的人在情感共鸣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战意识。例如，野村感受过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更能够理解日本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战争创伤，在反思侵略历史的过程中表达了强烈的反战意愿。有的人则抱有一种逃避式的反战心理，他们只是空谈反战，却不会反思战争为什么发生，甚至还把战争当作替罪羊。例如，曾经参加过自杀式袭击训练的上野先生就将日本的战争罪行归结为“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事情”，他觉得“是战争就要死人”，因此不要再发生战争了。这种反战心理在日本国内颇有市场：一方面，在中国崛起的当下，反战与反华挂钩，成为右翼分子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反战心理与日本政府和平主义的外交口号相契合，成为日本政府塑造国际形象的手段。 

日本人虽然对战争历史有着更加复杂且矛盾的心理，然而若脱离对战争根源、历史教训的清醒认知，仅喊反战口号，不过是流于表面的情绪表达，难以真正唤醒对和平的珍视。（作者是北京市委党校教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