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洪磊、蒙昕晰：完善AI治理，在四个层面发力

人工智能（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进日常生活。它能让普通人一键生成图像、视频，把复杂的文本转化为生动的多模态表达，也能够在几秒内克隆名人的声音，被别有用心之人拿来混淆视听。近期，全红婵、孙颖莎等奥运冠军的声音被AI克隆，用于直播带货、售卖产品，声音权、肖像权、名誉权遭到侵犯。笔者认为，AI治理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全社会须正面应对的时代命题。

首先，平台责任要落到实处。在现实中，一些互联网平台一味追逐流量，对AI生成的虚假、低质甚至侵权内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纵容，结果导致类似乱象层出不穷。平台理应是信息传播的“守门人”，不能成为放任问题的“温床”。9月1日起将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以下称《标识办法》），正是针对这种失序现象出台的治理举措。该办法明确规定，服务提供者必须对AI生成的文本、音频、图片、视频、虚拟场景等生成合成内容添加显著标识，并在分发、传播环节进行核验。这意味着，平台须主动承担起审核、管理和把关的职责。

在未来的AI治理中，平台需明晰三点责任：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内容审核机制，确保违规AI内容能第一时间被拦截和处置；二是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力度，不让违法账号“换个马甲”就能继续牟利；三是加强与政府机构、媒体和科研机构的协同，提升“治理AI”的能力，探索更精细、更高效的识别与防范技术。只有当平台真正担起责任，AI治理的第一道防线才能牢固。

其次，政府机构监管需靶向升级。AI的进步不会等人，AI的治理同样必须“跑得更快”。中央网信办已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专项行动，对违规AI应用程序进行清理整治，推动平台提升检测与鉴伪能力。这种从“技术源头”到“应用末端”的全链条治理，表明监管层正以更精准的方式应对AI带来的挑战。

生成式AI谣言的重要特点是生产的低成本和治理的高代价。造谣者不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剪辑视频，只需输入几段文字或音频样本，就能制造出高度逼真的虚假内容。相反，识别与辟谣的成本和难度却大幅上升，形成典型的“造谣易、辟谣难”的剪刀差。相关部门需推出和完善有针对性的政策，不断强化动态治理能力。

最后，法治护航已刻不容缓。AI治理不能停留在道德呼吁或行业倡议层面，必须依靠法律的刚性约束。我国《民法典》已经将自然人的声音纳入人格权保护范围，但在AI生成内容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还需要更多配套性的法律工具，明确利用AI搞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与追究路径。

《标识办法》正是这一法律体系的重要拼图。它不仅要求服务提供者明确标识义务，还规定互联网应用分发平台必须在上架审核时核验相关材料。这意味着，从生产、分发到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纳入法律规制之下。未来，随着技术不断升级，相关法律也应保持动态调整的能力，避免出现“技术跑在前、法律跟不上”的真空地带。

AI治理需要多管齐下、形成合力。应在法律层面提供明确的规范和边界，在技术层面推动标准制定与研发支持，在伦理层面倡导负责任使用AI，在行业层面推动平台间协作。唯有法律、技术、伦理、行业多维并举，才能真正形成既有“高压线”，又有“安全阀”的治理格局。

放眼全球，AI治理几乎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共同难题。欧美国家也在探索立法，例如欧盟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美国则以行业规范和企业自律为主。与之相比，中国在AI治理上的探索展现出鲜明的制度优势。我们不仅强调前瞻性的法律制度建设，还注重技术与监管的同步升级。这是中国能够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与治理中占据主动的重要原因。面向未来，中国不仅要在技术研发上走在前列，更要在创新治理上做出表率，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AI治理体系。（作者分别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