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引领清洁能源发展，中国做对了什么

*编者按：*近日《纽约时报》将中国在清洁能源行业的跃升概括为“从模仿到创新的转变”，强调中国在技术实际应用和全球供给体系中发挥日益关键的作用。中国靠什么实现了这一巨大进步？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洪  勇：*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

*林伯强：*厦门大学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朱克力：*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知名经济学家

制度优势助推跃升，实现全球领先

洪   勇

回顾过去二十年，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轨迹，最突出的特征是战略前瞻性与政策连续性。

从“十一五”提出可再生能源比重目标，到“十四五”明确“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0%”，再到“双碳”战略为清洁能源产业指明长期方向，我国始终以顶层设计引领产业演进。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划体制，确保了政策目标的稳定性，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预期，避免了因政策摇摆带来的投资风险。

相比之下，欧美清洁能源发展在政策更迭中往往出现“拉锯战”：补贴时而慷慨、时而削减，导致企业投资预期不稳，市场波动剧烈。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跨越选举周期的短期考量，以五年规划乃至三十年“双碳”目标形成长期路径图，为全社会建立了清晰的发展坐标。因此，从模仿到创新，我国清洁能源产业的跃升并非偶然，而是制度型战略前瞻性的必然结果。

清洁能源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早期投资高、回收周期长，若没有配套的金融支持，很难突破“初始瓶颈”。我国在这一领域展现的制度优势，正是通过金融体系与产业政策的紧密对接，形成了资本与创新的双向赋能。第一，政策性金融提供了稳定“压舱石”。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长期为光伏、风电、电动车等重大项目提供低息贷款和融资担保，使企业敢于在高风险阶段进行技术研发和产能布局。

第二， 绿色金融制度加速了资本市场的“绿色转向”。自2016年起，我国率先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推出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碳中和债等多层次产品。2024年，我国绿色信贷余额超过30万亿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占全球近一半，为清洁能源企业提供了持续不断的资金来源。

第三，我国金融政策具有工具箱式创新。例如，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低成本再贷款形式支持企业开展碳减排项目，直接将货币政策工具与绿色目标挂钩。这种机制不仅降低了融资成本，还通过政策导向引导市场资源流向绿色产业。

对比来看，不少国家在绿色投资中高度依赖私人资本，缺乏公共金融的支撑与风险分担机制，导致项目落地速度较慢。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于能够通过政府主导的金融架构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实现资本快速集聚、成本有效下降，为清洁能源产业化提供坚实保障。

如果说战略规划与金融支持构建了清洁能源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资金血脉”，那么政企协同则是推动产业体系成型的“加速器”。我国清洁能源崛起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政府与企业形成了“方向一致、分工互补”的关系。

一方面，政府通过政策工具精准扶持产业链关键环节。例如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财政补贴最初侧重于推动市场培育和消费普及，而在行业成熟后则逐步转向支持电池回收、氢能燃料等前沿领域。这种动态调整，使产业链能够在不同阶段获得针对性支持，避免“一补到底”的低效。另一方面，企业则在制度保障下释放出巨大的创新活力。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企业不仅在技术上不断突破，还在规模化生产中将成本降至全球最低，进而反哺产业竞争力。这种企业创新与政府政策的良性互动，最终塑造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生态”——上游原材料、中游装备制造、下游整车应用，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集群优势。

此外，制度优势还体现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各省市在新能源布局上各展所长，如内蒙古、甘肃的风电光伏大基地，长三角的储能和动力电池研发，粤港澳大湾区的新能源车出口与港口配套。中央政府通过“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和跨省特高压输电网络，把分散的区域优势汇聚为全国性的整体优势，这在高度分散的国际市场中难以复制。

从前瞻性规划到金融政策支持，再到政企协同发展，我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轨迹表明，制度优势不仅是保障，更是“驱动”。未来，随着“双碳”战略的深入推进，制度优势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释放潜力，不仅推动我国能源结构优化，也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更为坚实的力量。

依托市场需求，延伸新能源技术创新

林伯强

全球能源体系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从现实表现来看，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之所以能够快速演进，是政策、科研与市场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持续性激励和淘汰约束是推动创新跃升的核心条件和重要驱动力。

回顾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竞争性市场在其中发挥了基础性的导向作用。随着光伏、电池、风能等行业迅速扩张，清洁能源行业主体数量快速增加，原有通过“模仿—降成本—扩大产能”获取比较优势的方式逐渐难以为继。企业要在竞争中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必须依靠自主知识产权，这种内在压力促使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以掌握材料体系优化、新型结构设计和效率提升等关键技术。在行业补贴逐步退出后，低效率企业被加速淘汰，高效率创新主体不断将部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可商业化的产品，由此构成了市场主导下的动态创新筛选机制。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为技术迭代提供了高效的应用反馈机制，具有大规模需求的终端市场可为企业创造持续的试错环境。以动力电池为例，电动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推动企业不断完善电池热管理、循环寿命和安全性控制方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大量针对性技术积累和工程化创新能力。光伏技术迭代路径同样呈现出很强的市场驱动特征：在分布式光伏迅速普及的阶段，用户对组件效率、低衰减性能和轻量化设计的需求成为推动企业改进产品的直接动力，企业围绕实际需求开展的持续优化，快速进入到规模量产并实现成本下降的循环之中。可以说，国内市场不仅提供了扩大生产的空间，更为创新提供了现实的技术需求来源和反馈渠道。

更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力量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加速了清洁能源行业创新的扩散和深化。近几年伴随新能源成为资本市场的持续热点，大量社会资本涌入清洁能源领域，不仅改善了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的资金约束，同时形成了市场化评价动力机制。企业能否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和技术壁垒的强弱，由此推动企业主动调整资源投向，从“生产导向”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优势技术吸引资本，再通过资本的反哺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形成“创新—资本—再创新”的自强化路径。

随着全球清洁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大，市场驱动效应也在国际层面持续显现。中国清洁能源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过程中逐步意识到，只有通过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技术标准掌控力，才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稳固地位。因此，无论是宁德时代在欧洲建立研发基地，还是光伏组件企业在中东和拉美拓展应用市场，本质上都是以全球市场需求为依托的创新延伸行为。国外市场的多样性需求成为企业二次创新的重要来源，促进企业在不同制度环境和应用场景中进行适应性技术调整，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适配能力和创新主动性。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逐步积累了面向不同市场的技术解决方案，扩大了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范围，也为形成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公共产品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看，中国清洁能源领域的创新跃升不仅来源于政策驱动，更是制度引导和市场机制深度结合的结果。充分竞争的市场格局，为技术创新持续施加着外部驱动力；庞大的市场需求，则为技术的实际应用与效果反馈开辟了广阔天地；资本市场通过强化优胜劣汰机制，不断筛选并激励着优质创新；而国际市场的反馈信息，更在持续拓展着创新活动的边界与可能。展望未来，随着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持续增强，并在推动中国清洁能源行业实现从“技术追随”向“系统性引领”转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追随者到创新生态的构建者

朱克力

当《纽约时报》以“从模仿到创新”定义中国清洁能源崛起时，其观察触及了一个重要现象，但未能深入这场变革的底层逻辑。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跨越，显然不是简单的线性追赶，而是一场以系统工程思维构建的创新生态之变。

回望来路，中国清洁能源的技术突破呈现出了清晰的跃迁。早期阶段，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迅速构建起产业基础能力。这并非终点，而是创新的起跑线。以动力电池为例，在掌握基础工艺后，中国企业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直面续航焦虑与安全痛点，在电化学体系、结构创新与制造工艺上持续纵深推进。当某些西方企业满足于既有方案时，中国工程师已在材料层级重新定义性能边界，通过颠覆性设计降低对昂贵原材料的依赖。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直击产业痛点的技术纵深推进，使创新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竞争力。

这与新质生产力的内核高度契合。新质生产力强调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质变，其本质是技术要素与产业生态的深度耦合。在清洁能源领域，中国正将传统“专利丛林”转化为“创新雨林”：政策精准滴灌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平台，市场机制高效配置人才与资本要素，企业则在技术与产业融合转化中扮演关键枢纽。例如，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电池能量密度的严苛需求直接触发电化学体系革新，对分布式能源的灵活调用则倒逼智能电网技术迭代。这种“需求牵引研发、场景验证技术、市场反哺创新”的闭环，正是新质生产力在能源领域的生动体现。

中国清洁能源创新的独特优势，在于构建了高度协同的创新生态网络。政府以战略耐心搭建基础设施与共性技术平台，学界聚焦前瞻探索与人才培养，企业则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大规模应用。这种“产学研用金”的紧密耦合，显著降低了创新的试错成本，加速了技术迭代周期。当某项光伏新材料在实验室初露曙光，产业资本与中试平台便迅速介入；当低空经济对新型电池提出轻量化需求，研发资源便快速向此倾斜。这种高效协同的生态，使中国清洁能源创新摆脱了单点突破的局限，形成了覆盖材料、工艺、装备、系统的全链条突破能力。

庞大的本土市场，为中国清洁能源技术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创新压强与迭代熔炉。本土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淬炼技术，复杂多元的应用场景催生适应性创新。海上风电的防腐需求倒逼材料升级，分布式光伏的安装环境激发轻量化设计，多样化的气候条件则成为技术可靠性的天然试金石。这种“需求—研发—应用—反馈”的闭环，使技术进化始终紧贴市场脉搏。更关键的是，规模化应用带来的成本快速下降，使先进清洁技术产品从实验室珍品变为可负担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加速了技术普及与再投入的良性循环。

面向未来，中国清洁能源创新的真正考验，在于能否持续引领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的突破。当产业逐渐进入“无人区”，原创性探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可控核聚变、新型储能、智慧能源网络等前沿领域，需要更深厚的基础科学支撑与更长周期的投入。这要求创新生态进一步升级：强化对“从0到1”研究的制度性保障，鼓励跨学科深度交融，构建更开放的全球科研合作网络。同时，创新伦理与可持续性必须融入技术基因，确保技术跃迁始终服务于人类福祉与地球永续。

从技术追随者到生态构建者，中国清洁能源的崛起无疑揭示了一条重要经验：可持续的技术领导力，根植于系统化的创新生态培育，而非孤立的技术突破。当创新网络的节点持续增强、连接日益紧密、循环不断加速，技术跃迁便拥有了不竭的动力源泉。这不仅是中国清洁能源的成长密码，也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