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秋君：上合组织为真正多边主义提供样本

当前，世界正处于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性挑战频发、全球治理需求日益迫切的历史阶段。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能源安全、数字鸿沟、公共卫生等问题交织共振，深刻重塑着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合作的逻辑。这些挑战本质上跨越国界与时间维度，决定了很难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而只能依靠多边主义的合作方式。然而，“多边主义”在当前国际社会正遭遇认知冲击与实践分歧，一些国家与组织将其异化为实现自身短期利益的工具，偏离了多边主义的本意。与此同时，以上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全球治理改革探索出一条新型制度路径，其经验值得深思。

全球问题的跨国性质，决定了全球治理必须以多边主义为基础。全球面临的主要挑战，大多具有跨国扩散性、系统关联性与持续影响性。无论是极端气候引发的区域性灾害，还是传染病疫情、全球供应链失衡，抑或新兴技术带来的伦理安全问题，都无法由任何一个国家、区域集团乃至传统联盟单独应对。全球治理的逻辑出发点，正是要通过制度化的对话、协调与共建机制，构建“共同应对—共担责任—共谋发展”的治理路径。正因此，多边主义不应被视作权宜之计，而是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是解决全人类共同难题的唯一可行之道。

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多边主义呈现认知分化与实践分歧的态势。“多边主义”已不再是单一的共识性概念，而是实践路径多样化的国际规则逻辑。在不同语境下，“多边主义”可能意味着不同的制度安排与价值取向：有的更注重规则和法律的普遍适用性，有的更关注发展权与公平代表；有的强调同盟合作，有的强调开放包容与区域协调。这种多样性表明，全球治理过程中不仅存在制度竞争，更要求我们辨明“真正的多边主义”与“工具化的多边主义”。前者基于主权平等、普遍参与和合作共赢，后者则掺杂选择性标准与排他性机制。随着国际体系力量格局呈现新的变化趋势，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日益认识到，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当指向制度的开放性、公正性与发展导向。

而这种认知分化与实践分歧的存在，使得全球治理面临共识积累与机制困境并存的双重张力。近年来，从气候谈判到可持续发展议程，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改革到数字治理，国际社会达成了不少共识性文件与宣言。这表明，大多数国家都认同“治理问题需要合作”这一基本理念，但在实际运作的制度层面，治理工具供给不足、代表性失衡与信任赤字等问题仍制约着合作效能的提升。“共识上升但机制滞后”的局面表明，全球治理体系正陷入“制度适应性不足”的困境，亟需对既有的多边合作制度框架进行有效补充与创新融合。这种创新机制应当更具包容性、多元性、协调性，而非简单复制已有模式。

在这一背景下，上合组织所代表的、具有不同制度逻辑的区域合作平台，展现出对全球治理改革的独特参考价值。

上合组织以协商一致、平等参与为核心，为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了制度化样本。自2001年正式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始终坚持协商一致、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和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这些理念不仅使其避免陷入地缘对抗或集团排他，更使其发展成为开放包容、多层次全领域参与的多边平台。纵观上合组织24年的制度实践，主要呈现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 其起源堪称多边协商的典范。上合组织源于“上海五国”机制，通过多边谈判解决复杂边界问题，最终建成制度化、法律化的安全合作平台，这本身就是以协商推动和平的成功实践。

第二， 其机制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截至2024年7月，上合组织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14个对话伙伴，涵盖欧亚大陆大部分区域，人口总量占全球近一半，展现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代表性和跨区域性。

第三， 其议题从安全领域拓展至综合领域。上合组织在反恐与地区安全合作基础上，不断拓展至经贸、投资、能源、绿色发展、数字治理、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复合型区域治理平台”的功能升级。

第四， 其价值理念与当前全球治理新倡议形成内核共鸣。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以平等为基础的全球合作新范式。这些倡议与上合组织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高度契合，说明上合组织的制度建设依托深厚的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强大的发展韧性，为“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实制度场景。

历史经验表明，打着“多边主义”旗号搞小圈子，以针对第三国而非解决全球共同问题为目的的合作，终究是难以持久的空中楼阁。全球治理的未来，需要超越单一制度路径的惯性，走向更具包容性、有效性与共识基础的合作方式。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是某个国家的专属主张，而是建立在普遍参与、平等协商与共建共享之上的全球性制度追求。上合组织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路径，证明了多边主义能够扎根地区土壤、辐射全球意义。它不是对某种现成秩序的替代，而是对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中“何为可行的合作机制”这一命题的探索式回应。

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上合组织在引领区域合作、丰富全球多边实践、推动治理结构改革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稳定且富有建设性的作用。（作者是上海政法学院中国-上合基地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