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标识性原创性概念大家谈

通过“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助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文章对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进行了阐述。

一、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内涵

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国际国内新环境孕育的新机遇和面临的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认识》（2020年8月24日）中指出：“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很明显，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应对新机遇新挑战的战略之举。

新发展格局的主体是国内大循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明确了国内大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主体地位。

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2020年10月29日）中指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发展新阶段要求、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可见，新发展格局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应对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重要战略和举措，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的在于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与新发展格局之间的相互关系

正确理解和认识新发展格局，首先要读懂“双循环”。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是否能够打通，不仅关系到新发展阶段中国能否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也关系到新发展格局能否顺利构建。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中指出：“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必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可见，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必须依托国内循环以形成对全球要素的强大吸引力，国际循环的畅通又反过来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双循环”的畅通无阻则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坚实保障。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阐明了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性。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可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有利于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同时，将高水平对外开放、国内大循环、全球资源要素以及制度型开放联结起来，进一步阐明了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理论逻辑。

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中国在外需不振新形势下，以新发展理念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良性互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之一。202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这不仅阐明了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之间的相关性，而且进一步强调新形势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在于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由此可见，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不仅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具体表现，同时兼具对内和对外两种属性，是连接“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重要渠道。因此，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论内涵的拓展，更在于创新实践的升华。

三、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助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必须遵循从内而外、内外联动、内外协同的发展方式，通过“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助推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首先，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战略协同。具体包括：第一，明晰国际经贸规则体制机制变化对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影响及其新要求。第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国家安全机制，以高水平安全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保障。第三，进一步提升自贸试验区（港）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的“试验田”功能，通过自贸区（港）经验的可复制可推广，引领、带动全国走向共同开放。

其次，以自贸试验区探索为抓手，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战略协同。具体包括：第一，以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双循环”的相互促进功能，出台各细分领域《负面清单》，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第二，全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破除各地区市场分割的隐性壁垒，实现各区域制度型开放的政策协同。第三，加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相关地区的经贸往来与合作，为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提供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实践。

最后，推动“内”“外”循环联动发展，增强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具体包括：第一，以“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第二，以积极参与并签署高标准的多边、双边国际经贸协定，倒逼国内制度改革。第三，以更高水平制度供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