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颖：当历史被沉默，谁来举火把

电影《南京照相馆》热映的时候，我正在读普里莫·莱维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这位从奥斯维辛生还的意大利作家，在书中像外科医生般，冷静而细致地剖开极端环境下的人性褶皱。字里行间渗出的寒意，无声无息却凛冽刺骨。

我不禁想起十三年前在北京的一家宾馆，见到张纯如年逾七旬的父母。他们谈起女儿为揭开南京大屠杀真相而奔忙的往事，眼中的光芒与莱维笔下的冰冷，奇异地撞出某种相似的震颤。一个写欧洲的集中营，一个记录亚洲的南京城；一个用意大利语，一个用英语；一个在1940年代挣扎求生，一个在1990年代翻找档案。不同的时代与地域，却都指向同一件事：让被掩埋的真相重见天日。

然而，两者在“传播记忆”的路上，遭遇却迥然不同。

莱维的作品被视为人类文明的警示牌，也许是因为他不掩饰人性的“肮脏”。莱维以集中营亲历者的独特视角，细细审视记忆里的碎片：一些囚犯为何不愿意和他人分享存活经验，一些囚犯为何甘当纳粹的帮凶，集中营幸存者为何常怀特殊负罪感？这些暧昧、纠结、不那么“英雄”的瞬间，使集中营不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冷数字，而是成了一面面照见人性的镜子。

更关键的是，整个西方社会为这样的讲述搭建了舞台。从中学历史课到博物馆展柜，从学者论文到影视镜头，大屠杀的记忆已经深深嵌入西方社会的文化土壤。当一个社会愿意扒开自己的伤口展示它，历史的证言才可能真正扎根。

而张纯如的道路，从一开始就荆棘密布。张纯如曾在被问及为何要写《南京大屠杀》时说：“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中，什么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于是，她从传教士的日记里找眼泪，从外交官的电报中找愤怒，从日军士兵的家书中找罪证。她拼了命，只为挖出那段被封锁的历史。

只是，这段历史的传播，太难了。

日本右翼如一道墙，竭力阻挡：修改教科书，起诉记者，出资雇人撰写“反证材料”，把“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搅成西方舆论场上的迷雾。这种迷雾，仿佛印证了“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在自传《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中引用的党卫军的一句讥讽：“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已经赢得对你们的战争。……即使留下一些证据，即使你们有人能活下来，人们也会说，你们讲述的事情太可怕了，让人无法相信。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更令人忧心的是西方的“认知霸权”。在许多有关二战的英文历史著作中，亚洲战场常被简化为背景音，南京大屠杀更是被淡化为“遥远东方的某个事件”。张纯如带着书稿在美国四处找出版社时，被拒绝的理由常是：“美国读者对亚洲历史不感兴趣”。这种骨子里的冷漠，使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曾几近无声。

记忆的“断代”更加令人痛心。张纯如母亲曾痛惜地告诉我：“我们这一代人快去了，像纯如那样对战时历史感兴趣的美籍华人很少了。”但张纯如的努力与求索没有白费——她的书出版后，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开始在研究二战时提到南京；她收集的史料被珍藏在纪念馆里；后来的纪录片、学术文章，都或多或少走在她铺下的道路上。她用生命证明：对历史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暴力。

莱维提醒我们“纳粹的恶不能被遗忘”，张纯如则让世界明白“亚洲的苦难同样值得铭记”。并列阅读两本书时，最让人揪心的，是它们背后的记忆传承落差——欧洲的学生会被组织去集中营参观，莱维的作品得到广泛传播；而南京大屠杀的记忆，除了在中国，还在哪里落地了呢？     

总得有人举火把。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翻开这些书，当社会开始认真建立属于全人类的“记忆档案馆”，当“南京大屠杀”不再是一个中国议题，而是成为更多的全球合作课题、更多的学术论文研究方向、更多的纪录片和纪实文学作品题材、更多的全球巡回展出主题……张纯如们竭力守护的记忆，才不会被日本右翼所“稀释”，乃至被掩盖。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再重复历史的灾难。（作者是环球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