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志成：胸怀天下，把学问做在田野大地上

开栏的话：近期刊发的《习近平的青春观》一文提到，以知促行、以行求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如一的品格，也是对广大青年一以贯之的期盼。青春在哪里用力？“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对于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来说，需要胸怀天下做学问，走出书斋，深入对象国做沉浸式的实地研究工作，做真学问，真做学问。本版今起开设“知行致远”栏目，邀请学者分享田野调查过程中的珍贵见闻与深度思考。

在世界格局深刻调整、中国对外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肩负起连接国家战略需求与区域经验实践的双重使命。区域国别学能否成为“实学”，关键在于可否深刻理解中国与对象世界的现实演进，把学问做在祖国和世界的田野大地上：打造兼具战略性与学理性的“在地之学”。

在地化回应了区域国别学“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实践导向，既要立足区域国别实践，形成面向世界的问题意识，也要面向我国国家战略需求，形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对外战略的知识供给。可从五个方面推动区域国别学“落地生根”。

一是问题在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提出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区域国别研究要从对象国的现实出发，不能闭门造车、凭空设问。研究者须培养“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问题意识，既要回应国家战略所需，也要善于在基层治理、民众生计、区域合作等具体场景中识别关键议题。例如，在分析中资企业“出海”时，仅关注中国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签署了哪些协议，远不足以解释项目推进的成败。企业还需协调当地社区的利益关切、宗教文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策诉求等。在掌握基本事实的基础上，研究者方可准确判断：为什么有的项目顺利落地，有的却屡屡受挫？问题提得准，研究才有意义。

二是田野在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本资料固然重要，但再详尽的二手信息也难以替代亲历其境的感受。区域国别学强调的“田野”不是看看热闹，亦非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观光，而是真刀真枪地直插现场，在“望闻问切”中触摸真实的世界。笔者在印尼和马来西亚调研期间，通过街巷的日常接触，亲身感受到多族群之间宗教文化的互鉴融合，也在与国际组织、地方智库、本土企业、中资机构的访谈中获知理解当地数字转型的关键线索。制度运行的“隐性机制”常常要在“行万里路、进百家门”中才能逐步显现。田野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研究者的知识边界，也映出新的研究起点。

三是主体在地。无我之境，以物观物。区域国别研究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看别人”，而是真正走进对方社会、理解他者视角。这意味着研究者要把自己当作“对话中的一方”，摒弃以“评判者”或“教师爷”的身份看待他国。在调研印尼的电商产业发展时，我们发现，尽管其平台架构与中国类似，但印尼消费者更加习惯“货到付款”。这背后不仅是支付工具的差异，更涉及印尼人对风险、信任和交易的理解。如果仅从我们的已有经验出发，便容易误读别人的隐含想法。只有换位思考，才能在文化差异中找到真正的理解之道。

四是交叉在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区域国别研究面对的是一个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构成的复杂系统，无法依赖单一学科的理论或方法作答。我国边疆地区在与周边国家合作时，既关乎跨境民族治理，也要考虑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互联互通等诸多方面。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已运行多年，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与减贫等议题往往相互交织，这就要求我们根据研究问题的现实需求，灵活选择与之相契合的理论与方法，“一招鲜”不再奏效。

五是成果在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做学问不能止于论文的产出，更要有“认识世界后改造世界”的勇气，努力为国家服务、为社会解题。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应成为连接知识与行动的桥梁，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应探索学术论文、咨政报告与社会型学术产品的多维转化，推动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成为决策参考、公共表达、国际传播的基础资源。同时，研究者也应“走出去”，与对象国的学者共研共写共讲，打造知识的共建平台。 

正如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教授所指出的，区域国别学要实现“两头落地、中间担起”：一头落在国家战略的需要上，一头落在区域国别的具体现实中；而中间担起的，是研究者连接二者的责任与能力。从提出问题，到深入一线，再到成果转化，这就是区域国别学扎根田野现场、服务国家战略的“在地”之路。（作者是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