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缓解三大焦虑，欧盟得找准药方

欧盟及其成员国正深陷“上桌焦虑”“经贸焦虑”与“再工业化焦虑”的三重困扰之中。而美欧近期达成的贸易协议，不仅未能为这些焦虑提供解药，反而激起更广泛的负面情绪。不少欧洲人愈发担忧，这份贸易协议是美国以合作之名对欧洲利益的又一次挤压，很可能继续加重欧盟的三重焦虑，让欧盟在全球竞争中愈加步履维艰。

何为“上桌焦虑”？谁都知道，美国是欧盟所谓的最亲密盟友，但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在诸多重要外交议题，比如俄乌冲突的关键谈判中，华盛顿简单粗暴地不让欧盟“上桌”。由此，欧盟及其成员国有了或多或少的“上桌焦虑”，担忧沦为“规则接受者”。一个体现就是，在涉及全球经贸规则重塑的磋商中，美国常常跳过欧盟直接与其他国家敲定框架，待方案差不多了才将欧盟纳入“告知”环节。更让欧洲感到不安的是，当美国与竞争对手展开战略博弈时，欧盟往往只能被动跟进华盛顿的政策清单。这种“被边缘化”的危机感，正是欧盟“上桌焦虑”的直观写照。

何为“经贸焦虑”？同为发达经济体，欧美的发展路径和产业布局大同小异，因而它们之间的经贸互补性远不如中美和中欧之间那么高。这种结构性的竞争关系，让欧盟的“经贸焦虑”日益凸显。在制造业领域，从电动汽车电池到半导体芯片，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等政策定向补贴本土企业，变相挤压欧洲车企、科技公司的市场空间，迫使欧洲企业要么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要么在补贴竞赛中陷入成本劣势。在能源与资源领域，美国一边抢占非洲关键矿产市场，一边以“能源安全”为名对欧洲天然气价格进行打压，让高度依赖外部资源的欧盟在能源贸易中屡屡陷入被动议价的困境。更让欧洲人忧心的是，当华盛顿将经贸政策与地缘政治深度捆绑，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欧盟对第三方市场设限时，欧盟不仅要在“盟友义务”与“市场自主”之间做选择，还要承受利益受损的代价。这种“被裹挟的竞争”与“话语权旁落”的双重压力，是欧盟“经贸焦虑”的核心痛点。

何为“再工业化焦虑”？相较而言，“上桌焦虑”和“经贸焦虑”均属于“表”的层面；而“再工业化焦虑”属于“里”的层面。以法国为例，它曾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后来随着“去工业化”政策的逐步实施，法国的制造业如今已经落入二流国家之列，其产业链和供应链更是对外高度依赖。这种产业空心化的困境并非法国独有，而是整个欧盟的缩影：德国汽车产业曾凭借精密制造称霸全球，如今却在电动汽车的浪潮中失去发展先机；意大利的高端纺织、机械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因技术迭代滞后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其市场份额持续拱手让给新兴经济体。更严峻的是，受地缘政治思维影响，欧盟越来越担忧在关键技术领域的“断链风险”日益加剧，从芯片制造到新能源设备的核心部件等，不少环节依赖外部供应。而华盛顿持续“挖角”欧洲技术人才，进一步削弱欧盟产业发展的根基。当“去工业化”的惯性难以逆转，而“再工业化”又面临资金短缺、技术壁垒和国际竞争等多重压力时，欧盟对自身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已深入骨髓，这种关乎经济命脉的生存焦虑，正是欧盟“再工业化焦虑”的沉重注脚。

事实上，中国可以成为欧盟“再工业化”的可靠合作伙伴。从能力维度看，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为欧盟提供从技术落地到规模生产的全流程支持。比如在高端制造领域，中国在5G、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基建上的技术积累，可助力德法等国家升级传统工厂的智能化水平。

从意愿与合作模式来看，中国的互利共赢理念与欧盟寻求自主发展的诉求高度契合。不同于某些国家将经贸合作与地缘政治捆绑的做法，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始终聚焦经济实效和互利共赢。比如，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德国等地建电池厂，带动当地就业与配套产业的升级。这种“扎根当地、共同成长”的模式，正是欧盟“再工业化”最需要的可持续合作范式。（作者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法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