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东、刘一岑：价格法修订，筑牢“反内卷”关键防线

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补贴”大战让“内卷式”竞争从企业领域走进了大众视野。在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部署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包括“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等，凸显了国家已对这一现象予以充分重视。其中，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正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引发了广泛关注。

自1998年实施以来，价格法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物价合理运行、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价格法的首次修订，既立足当下、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新需求，也回应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带来的价格监管挑战，将与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构成反内卷的牢固防线。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商家为了抢占市场不断采用低价倾销等恶性竞争策略，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内卷式”价格竞争。从网约车“价格战”，到共享单车“交押金免费骑”，再到外卖商家“亏本换流水”，事实已反复证明，“内卷式”竞争下企业热衷于“分蛋糕”而不是“做大蛋糕”，最终只会导致巨额经营亏损与社会资源浪费，也限制了消费者享受商品及服务升级。

从更深层次来看，“内卷式”竞争会弱化企业的创新能力，错过企业升级的宝贵时间窗口。长期的价格角逐最终只会变成烧钱游戏，形成“仿造者赢、创新者输”的恶性竞争，将大量本应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补贴，成了企业避免被淘汰出局的唯一选择。可以说，“内卷式”竞争阻碍了我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的升级。

对此，本次《修正草案》的10条内容当中，主要从完善政府定价相关内容、进一步明确不正当价格行为认定标准、健全价格违法行为法律责任三方面，针对以低价倾销抢占市场、价格歧视与哄抬市价等典型问题加以规制。此次修订背后，还体现了三大积极转变。

第一，价格法修订推动消费者从“产品接受者”转变为“定价参与者”。本次《修正草案》将原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制定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开展价格调查、成本监审或者调查，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这一调整意味着，在定价环节，政府定价从“定水平”转变为“定机制”；消费者也不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通过意见表达直接参与定价过程，进而更主动地影响产品选择。这有助于加强价格成本监管，推动价格管理创新实践的法治化。

让消费者参与定价机制的做法，也是发达国家的成熟实践。例如，日本为使物价充分反映民众诉求，设立了物价决策、管理及监督机构，通过制度设计赋予消费者市场主导权。类似的调整不仅可以让价格形成更贴合民生需求，更可以通过强化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话语权”，推动价格机制走向各方的“多元共治”，为构建更公平、更具温度的市场环境筑牢基础。

第二，此次修订将更有力地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多年来，价格政策对就业市场的正向干预作用已得到实践验证，例如美国通过《克莱顿法》《罗宾逊—帕特曼法》限制价格歧视，既维护了企业公平竞争地位，也为劳动者稳定就业提供了保障。而我国劳动者，特别是在零售、物流等领域工作的一些灵活就业者，长期是劳动保障的弱势群体。此次修订将有效遏制恶性价格战，倒逼企业将原本要投入低价竞争的资金转向生产研发，进而提升人力报酬水平。当劳动者获得应有的回报时，既能减少过度劳动，又能通过充足休息提升工作效率，形成工作生活相平衡的正向循环，让市场就业生态更趋健康和谐。

第三，此次修订还推动价格治理从“应对传统市场问题”转向“适配新经济发展”。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发展，“大数据杀熟”、算法定价歧视、平台强制“二选一”等新型价格问题日益凸显，传统价格监管体系面临适配性挑战。此次修订针对性地回应了这些新变化：一方面，在不正当价格行为认定中纳入“利用算法实施价格串通”“基于个人信息的价格歧视”等条款，填补了新经济领域价格规制的空白；另一方面，通过明确平台企业在价格行为中的连带责任，强化对平台生态内中小经营者的保护，避免大型平台利用定价权挤压市场创新空间。

这种调整不仅让价格监管能够跟上业态创新的步伐，更通过规范新经济领域的竞争秩序，为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营造更适合“以质取胜”的发展环境：只要企业无需陷入流量补贴、低价倾销的内耗，就能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研发与模式创新，从而推动我国产业竞争力从“规模优势”转向“技术优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价格法的首次修订，既是对市场乱象的及时规制，更是筑牢“反内卷”关键防线，为高质量发展清障护航。随着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不断完善，企业将回归创新本源，市场活力也将持续迸发，带来有效率、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供给，为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注入更可持续的动力。（作者分别是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副院长，数字法治研究院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