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从中国的110个新职业说起

7月22日，人社部正式发布了第七批新职业，包括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并调整变更了9个职业（工种）信息。自2019年建立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以来，已累计发布了110个新职业。这一动态恰恰折射出全球就业市场正在发生的深刻调整：传统高等教育与职业需求的匹配逻辑正被重塑。

在这一背景下，新职业、新工种的持续涌现，既是对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回应，也暗示着职业能力评价体系正在从“学历崇拜”向“技能导向”转变。当“学历证=铁饭碗”的剧本褪色，如何通过职业能力建设对接新兴岗位需求，正成为破解全球就业困局的关键路径。

“高学历等于高起点”的神话不再，这是英国《经济学人》6月封面文章发出的感慨。2025年，6%的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自1980年开始记录以来，美国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首次持续高于全国失业率。不只是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如此。这场对过度学历化的调整，成为后工业社会必经的艰难转型。

韩国高学历青年挤破头读到博士，但2024年有1/3的博士还在家啃老，很多人干脆把梦想打包，漂泊国外。日本看上去风平浪静，失业率只有2.6%，可年轻人的日子不太好过，不少大学毕业生只能签临时合同。在欧盟，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正逐渐逼近同龄人群整体的失业率水平。

这些事实背后，暴露的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巨大变化：学历出现严重“通胀”。在美国，1970年只有11%的人有大学文凭，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超过1/3。除美国外，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入学人数在10年间从2800万激增至3100万。法国学生人数增长36%，爱尔兰更是高达45%。当这些年轻人拿着毕业证书走出校门时，他们发现就业市场已经发生巨变。

随着AI大潮袭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工作被算法抢走。法律、财会、内容编辑、初级编程……越来越多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就业市场的另一面呈现出讽刺性的景象：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不少发达国家面临高级蓝领的招聘危机。

这种结构性矛盾反映了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深层问题，是社会对“成功”定义的偏见导致了人才配置的扭曲。结果是拿着学位证书的人找不到工作，而很多技术岗位又找不到能干的人才，形成就业失衡的怪圈。

怎么办？不少发达国家开始走回头路。有的试图重塑职业技术教育的价值，让学习一门手艺成为和读书一样体面的职业道路。有的开始借鉴德国经验，加速提升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未来5到10年，是社会观念和教育结构的转型期，但这注定是个慢动作。西方社会可能要用更长时间，克服学历崇拜的“惯性”，培育更多与社会和经济需要相匹配的就业机会。

社会的进步还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有价值的教育，才是符合社会进步发展的教育。这个过程注定充满挑战，也蕴含着重塑人才培养体系的历史机遇。

对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前车之鉴”值得重视。发展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如何建立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和社会评价机制，逐渐创造新的就业形态。而在这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前面。 

世界正处在一场新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这当中最重要的是就业者的调整、变化和“升级”。终身学习、增强技能，才是未来真正的“光环”。拥抱变化的人将驾浪而行，而那些搂着旧剧本的人，则只能等着不断地被新剧情“刷新三观”了。（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