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雷：以人文交流强化上合成员身份认同

日前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将于7月15日在天津举行，各国外长和上合组织常设机构负责人将与会，就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灵魂。从2001年成立至今，上合组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但随着国际局势愈发动荡，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内外部关系逐渐复杂化。例如不久前的以伊冲突，上合组织坚定地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而印度却不参与上合组织的政策声明，让上合成员国在对待国际重大问题的立场上出现裂缝。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合作，持续加强成员国的身份认同感，强化成员国的一致性，这是增强成员国团结互信、迈向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长远目标的必要措施。

考虑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关系和诉求复杂多样，上合身份认同的内容也应该围绕组织建设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动态发展。具体而言，应包含如下四方面：一是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应对当今国际旧秩序中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满，努力推进改革，建立公正、民主、多元的国际新秩序；二是遵守上合精神的基本原则，努力做彼此的友好国家，尊重彼此主权，承诺不动武或以武力相威胁，求同存异保持克制；三是坚持作为开放性组织，不寻求建立军事政治联盟，不针对第三方，也不谋求对抗；四是以构建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积极加强在安全、政治领域的合作，在经济上互联互通，在人文领域推动文明融合。

加强人文交流合作是强化上合身份认同的主要路径。要实现民心相通，强化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是关键抓手。在加速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各方既要持续推进已开展的留学生互派、文化节等传统交流项目，更要聚焦本地区历史根基，以古丝绸之路为内核，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同时可以借力人工智能等技术，搭建各国人民乐于参与的文化交流新平台，让民心相通有更鲜活的载体。

教育合作是民心相通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应进一步拓展成员国在高校联动、学生互访、学术共创等领域的合作深度，发掘智库、论坛等交流平台的价值，以教育为桥，筑牢跨文化理解的基石。此外，还可以激活社会组织与民间团体的力量，鼓励其主动参与国际人文交流，通过民间文化互动、艺术团体互访演出等形式，让文化交融渗透到更细微的社会肌理中，最终形成 “政府引导、市场发力、民间参与” 的立体格局，让上合组织的人文纽带更坚韧、民心联结更紧密。

上合组织加强人文交流合作的远期目标，是实现从文化互鉴到身份认同的质变。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一个循序渐进、较为漫长的过程，需要各国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下保持耐心与定力，积累互信的基础。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规划：短期，聚焦“消除陌生感、减少偏见”的核心目标，通过“小切口、高频率、低门槛”的短期访学、民间艺术展演、传统美食市集等官方色彩较弱的活动，建立直接的民间联结；中期，通过梳理成员国在古丝绸之路中的文明互鉴案例、考古项目，以及当代合作中的共同记忆（如医疗互助、灾害救援），着力塑造“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认知，以共同叙事凝聚共识；长期，通过在贸易规则对接、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中积极采用组织框架内的协调机制，在社会治理上，推广成员国在反恐、禁毒、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成功经验，形成“上合治理模式”的示范效应，将价值共识转化为实践自觉，将“外部约束”转向“内在驱动”，上合合作也必将从“机制性存在”升华为“价值型引领”。

上合组织人文交流虽潜力深厚，但在实践推进中仍面临三重结构性挑战：​其一，文明多样性带来的认知鸿沟亟待弥合。上合成员国横跨多元文明圈，文化基因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礼仪习俗层面，更可能引发深层次的价值认知偏差，例如对“集体与个体”“传统与现代”的不同理解，容易导致政策或民间文化的误读，需要各国采取更精准的跨文化沟通策略。

其二，资金与人才的结构性短缺形成硬约束。部分成员国受限于经济基础，对人文交流项目缺乏稳定的财政投入；同时，兼具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区域研究素养的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和基层社区，直接影响到交流活动的落地效果。

其三，机制协同不足导致执行效能打折。现有合作机制分散在教育、文化、民政等多个部门，缺乏统筹协调，多数是“各管一片”的碎片化状态，容易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削弱了人文交流的系统性与持续性。

为此，上合组织可采取相应的策略：第一，建立文化冲突预警机制，在合作项目启动前开展文化敏感性评估，避免触及宗教、民族等敏感议题；第二，加强区域文化研究，支持高校与智库设立“上合文化比较研究”专项，出版多语种文化手册，增进相互认知；第三，设立专项基金，通过成员国分摊、企业赞助、国际组织合作等多渠道募资；第四，引入专门的人文交流协调机制，负责项目规划、资源整合与效果评估等。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扩员后的上合组织要破解人文交流的结构性挑战，就要以深化人文纽带为核心，以系统性机制建设为抓手，既要通过跨文明对话机制消解认知隔阂，以专项基金与人才联合培养破解资源约束，更要构建统筹协同的执行体系激活机制效能。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成员国从利益共同体的浅层联结，真正迈向情感共鸣、价值共认的深层共同体。这不仅是上合组织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承载着全球南方国家探索新型区域合作范式的重要使命，为多元文明共生的国际社会提供 “和而不同” 的实践样本。（作者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