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陵：贺兰山麓的千年回响

西夏陵 张世军摄/光明图片

西夏灵芝颂汉文残碑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供图

西夏绿釉套兽 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供图

7月11日，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宣布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神秘的西夏陵迎来世界探究的目光。

仲夏时节，从宁夏银川市区驱车西向，贺兰山的轮廓渐次清晰。车窗外，巍峨山体与远处高耸的陵塔遥遥相对，天高云淡的苍穹下，山与陵静默相望，平添了几分神秘。西夏陵，究竟藏着怎样的过往？漫步于贺兰山前的戈壁滩，星罗棋布的古冢在脚下铺展，高低错落的残垣在风中静立，仿佛正缓缓撩开岁月的面纱，将那些关于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娓娓道来……

尘封历史的发现

站在西夏陵博物馆一楼展厅的沙盘前，高山与陵塔的遥相呼应一目了然——陵区沿贺兰山势走向呈西南-东北方向延展，西北傍高山、向东眺黄河，俯瞰整个银川平原。

“整个陵区背山面水、地势高敞，每座帝陵的空间轴线都与贺兰山的某个山峦顶峰相关联，借山势衬托出陵墓建筑的恢宏气势。”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说。

如此规模宏大的陵墓群，主人究竟是谁？明代安塞王朱秩炅有诗云：“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这些可能为“昔年王侯”的古冢，在岁月的长河中以遗址状态静静矗立了近千年，无人知晓它的来历。

直到20世纪70年代，宁夏考古队首次开展西夏陵科学考古调查。根据7号陵碑亭出土的残碑碑文“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铭”，确定7号陵陵主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寿陵，这也是目前西夏陵唯一一座通过考古研究完全确认墓主身份的帝陵。

“半个多世纪以来，通过对西夏帝陵陵主的确认、陪葬墓、北端建筑遗址和防洪工程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西夏陵的选址、陵园结构、形制布局、陵寝制度、遗存情况等逐渐清晰。”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柴平平告诉记者。

西夏陵分布范围近40平方公里，含9座帝陵、271处陪葬墓、5.03公顷的北端建筑遗址、32处防洪工程遗址，并巧妙借用贺兰山势，共同形成了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

柴平平告诉记者，考古工作者通过对6号陵地宫的发掘，明确了西夏帝陵的墓葬结构、陵塔与墓室的相对关系等。3号陵地面遗迹的清理，探明了陵园的平面结构，出土了大量佛教建筑构件，搞清了陵园的建筑方式。2024年，通过对3处防洪墙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弄清了西夏陵防洪设施的建造方法和类型。

西夏是11—13世纪我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以党项族为主体，1038年建立，1227年被蒙古所灭，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鼎盛时期曾控制河西走廊，疆域规模达到115万平方公里。

参与西夏陵申遗工作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认为，“西夏陵作为西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完整的代表性遗产，为中国历史上延续近两百年的西夏王朝及其君主世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特殊见证，也填补了亚洲文明史上时间—区域—族群框架上的空缺。”

文明交融的印记

行走在西夏陵区，从高耸的陵塔和地面建筑遗迹，仿佛可以看到昔年王朝的盛景。

西夏陵现存9座帝陵，考古发掘显示，虽然陵域面积大小不等，但建筑布局总体类似。每座帝陵均呈倒“凸”字形平面分布，以陵城为核心，陵城墙四面中部皆设门、阙，四角设角阙，城内有献殿、墓道封土、陵塔等遗迹。陵城南侧凸出设一月城，月城南墙中部辟门，并筑门阙，内设神道、石像生。月城前方置阙台、碑亭等建筑。

通过观察西夏帝陵的献殿、陵城南门等建筑遗址的柱洞分布，可以明显看出，它们均采用了中原地区传统的木结构建筑形式。现存规模最大的3号陵陵城，在城门、角阙等建筑中不仅使用了中原王朝的“阙”，而且为“天子三出阙”的最高礼制，完全符合中原文化的帝王规制。

西夏帝陵在吸纳唐帝陵、宋帝陵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吐蕃、回鹘、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文化元素，并结合自身民族传统文化观念进行创新。

比如，每座帝陵的献殿、墓道封土、圆形基址、陵塔等组成的轴线，都偏离陵城的中轴线，并形成一定夹角，这恰恰是党项人“鬼神居中”传统信仰的反映；陪葬贵族墓中出现的夯土冢、土丘冢、积石冢，是亚洲内陆游牧和畜牧地区的多个民族丧葬习俗在这一地区的集中表现；出土的人像石碑座是基座与人像的融合创造，样式可能受到草原石人和西南地区影响；西夏陵还发现一种垂兽——迦陵频伽，这种佛国世界中的神鸟形象在敦煌壁画中很常见，折射出西夏文明对佛教的推崇。

“大量的考古发掘，证实了长期处于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西夏，其文化呈现出多元交融的特点。”陈同滨说，西夏陵出土的钱币、丝绸、珠饰、金银饰等随葬品，均反映出公元11—13世纪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及其经由“丝绸之路”对中原与西域之间经济与文化交流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以儒治国，也是西夏吸收中原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宋史·夏国传》记载，1147年夏仁宗“策举人，始立唱名法”，这是史书最早关于西夏科举取士的记载。夏仁宗天盛年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开篇首列谋逆、失孝德礼、背叛、恶毒、不道、大不恭、不孝顺等“十恶”罪，和唐宋立法指导思想完全一致。西夏还尊孔子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尊孔为帝的政权。

“作为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西夏积极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官僚体制效仿唐宋，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儒学汉礼，又结合民族自身文化和价值观进行融汇创新。”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西夏学专家杜建录说，而西夏陵正是公元11—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湮没故事的讲述

20世纪30年代，德国飞行员卡斯特尔飞越宁夏平原时，被大片锥形土堆吸引，他拿出相机，从高空定格了当时的景象。殊不知，被卡斯特尔误以为“蚁冢”的，正是西夏陵。

在3号陵区，陵城外的展示牌颇具巧思：展示牌上，左边是卡斯特尔航拍的3号陵照片，右边是透明防裂玻璃，观众透过玻璃可以清楚看到陵墓现状。“仔细对比历史照片，虽时隔近百年，现在的西夏陵除陵墙有一点缺损外，其余几乎没变。”西夏陵区管理处副主任张艺明说。

与其他土遗址相比，西夏陵是幸运的。“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自然环境，比如风蚀、雨水冲刷、盐害。”参与西夏陵遗址保护修复的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杨善龙说，“解决了这些问题，遗产寿命就可以稳定延续。”

西夏陵在营建时，虽然选址在贺兰山东麓沙砾土壤渗水性好、洪水灾害较轻的地区，且避开了较大的山洪冲沟，然而，长时间的自然侵蚀，遗址土体仍然难免开裂坍塌、根部掏蚀悬空。

2000年，敦煌研究院文保团队的到来，拉开了西夏陵抢救性保护的大幕。“我们通过土坯砌补加固、夯筑支顶加固、裂隙灌浆等多种措施，基本控制住了影响遗址结构稳定性的病害。同时，针对土体表面侵蚀病害，我们做了排水、表面综合防风化等处理。”杨善龙告诉记者。

目前，已实施完成了西夏陵所有帝陵及主要陪葬墓等遗址保护加固，基本消除了遗址失稳隐患和表面侵蚀问题。“把遗址从病害状态拉回到了健康状态。”杨善龙说，去年，西夏陵区管理处和敦煌研究院签署了日常保养维护合作协议，将持续推进土遗址保护理论、技术的研究与实践。

遗产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不能仅仅被宣之于展板、陈列于展架，而是要活态传承、动态传播。如何向世人阐释好、展示好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

来到3号陵陵城西门，只见钢丝网编织组装而成的歇山式古建筑屋顶，架在残缺的房基上，屋顶上的鸱吻、瓦当等栩栩如生。“我们在部分陵区用钢丝网编织模拟复原了石像生、建筑局部，在透明玻璃板上绘制建筑复原图，这些形象的示意，方便游客更直观了解文物的本来面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剑告诉记者。申遗期间，他和团队策划了一套完整新颖的技术手段和展示方式，尤其在现场展示环节，把博物馆内常用的展示手法移植到室外，更好地向大众阐释遗产价值和背后的故事，“这些展示方式都得到了申遗专家的认可”。

回望历史，王朝的背影已湮没于尘埃，但其创造的灿烂文明早已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得以传承延续。正如杜建录所说：“西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贺兰山的风，年复一年掠过陵丘，吹送着千年前的文明回响：当多样的光芒彼此映照，便会绽放出超越时代的璀璨；西夏陵无言，却清晰地讲述着：中华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的旋律，而是多元文化在碰撞中共鸣、在互鉴中升华的壮丽交响。

（本报记者 李 韵 张文攀 闫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