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技术加速主义”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对撞

*编者按：*技术加速主义，是一种主张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变革的理念和思潮。眼下，它在美国的“试验”正在遭遇挫折。不过，这也促使我们再次思考科技进步的意义以及应该建设一个怎样的“科技世界”。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李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张薇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

在美国的首次“试验”何以遇挫

李峥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与总统特朗普分道扬镳，一个可能的副作用是影响技术加速主义精英群体的政治热情。从之前紧密捆绑到如今出现明显裂痕，美国技术加速主义力量的首次“参政试验”正在遭遇重挫。

2024年美国大选，世人见证了硅谷精英的一次大分裂和大转向。以马斯克为代表的部分企业家与民主党决裂，转投共和党阵营。选举之后，马斯克等尝试将自身政治理念与MAGA运动相结合，推进美国治理方向的巨大转变。在技术加速主义支持者的大力游说下，美国现任政府推出一系列在科技领域去监管化和“技术加速”的措施，例如显著改变对加密货币的强监管立场，将大力发展这一新兴产业作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总统本人为美国企业界推出的主权人工智能项目“星际之门”站台背书，并在外访中为美国科技企业争取海外订单，等等。

不过，在技术加速主义者们更为关注的一些议题上，美国政府并未如其所愿。比如，对于共和党人推动的“大而美”法案，马斯克不仅因为其削减美国新能源补助而“很受伤”，更因为对共和党政府无意大幅削减支出以改变美国财政“寅吃卯粮”的现状感到失望。在马斯克看来，以美国财政健康为代价的减税法案只是重复民主党用福利政策争取选民的老路，将使美国继续高度依赖外部借债和货币增发，导致美国“落后产能”无法出清，缺乏倒逼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内在动力。另外，在关税、高技术移民等议题上，美国政府的政策方向也与马斯克等技术加速主义者的建议截然不同。这些议题对于美国科技企业来说更为关键，将决定其长期竞争力和整体生存环境。

技术加速主义在美国首次“试验”遭遇重挫，表明该思潮在落实到实践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除了科技发展，技术加速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其他领域没有形成较为自洽的政策理念与体系。例如，科技精英视政府为可以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加以改造的对象，他们支持和推动数字化改革、反对限制资本和技术等，认为这种政治上的去监管能让政府更加“干净”。但在实践中，这一做法可能导致更加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和“裙带政治”，产生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再如，技术加速主义者呼吁美国社会积极拥抱前沿技术及其市场应用，但并不热衷于促进相关能力培养和基础教育，这让很多美国民众无法从中获得好处。

其次，技术加速主义者在价值观上与美国两党存在较大差异，使其难以被双方视为“自己人”。该群体支持依靠技术推动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甚至允许技术变革引发系统性的崩溃和重构，强调技术精英和权力集中机构的领导作用，带有精英主义和一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与之相对，民主党近些年来逐渐“左倾化”，愈发远离精英主义色彩，反对以普通民众的代价推动所谓“社会变革”；共和党则带有较强民粹色彩，对精英政治和科学持深刻怀疑态度，也难接受技术加速主义者的政治理念。

最后，技术加速主义者改造社会的愿景过于理想化，缺乏应对困难挑战的准备。在这个群体看来，技术进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一个技术驱动、全球协作、不断突破现有社会限制的未来社会必然到来。然而，这些带有强烈未来主义和技术乌托邦色彩的愿景，偏离美国以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当前的基本国情，也很难让普通民众产生共鸣，因而缺乏足够的社会动员能力。事实上，在很多美国人的印象中，技术加速主义者对科技未来的极度乐观与对现实社会问题缺乏深度关切和理解，已经成为一组内生性矛盾，导致普通民众产生天然的“距离感”。较之那些善于取悦选民的政客，这些“难以亲近”的技术精英恐怕一时难以玩转政治，也就难以更加迅速和顺利地将自身理念付诸政治实践。

技术被绑上霸权战车

张家栋

当硅谷精英还在憧憬“技术奇点”时，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浪潮已有将技术加速主义异化为霸权工具的趋势。这种异化正在使技术创新偏离初衷，并且可能导致美国陷入自我设限的战略困境。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的今天，民族主义手段与技术霸权目标之间形成根本冲突。

首先，技术加速主义正在美国经历从“技术乌托邦”到霸权工具的嬗变。诞生于硅谷的技术加速主义思潮承载着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主张通过技术突破推动社会变革，比如认为人工智能（AI）技术将促进资源优化，太空探索将拓展人类文明边界，并把当下的人类社会竞争转型为开发“新边疆”的共同努力等。不过，这一思潮在美国出现意识形态分化，右翼主张技术由精英与权威机构主导，左翼则试图以技术突破资本主义桎梏。

现在，技术加速主义在美国已有偏离初衷的明显迹象。比如，美国国防部将AI研发与军事深度绑定，《芯片与科学法案》试图构建排他性产业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导的“阿尔忒弥斯计划”正在被赋予更多的地缘政治意涵，等等。技术创新与霸权诉求的捆绑使科技思潮沾染地缘政治色彩，并给科技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埋下更多隐患。

其次，技术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国际格局的进一步撕裂。技术加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混搭具有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美国若在AI、量子计算等领域实现巨大突破，可能通过技术标准与出口管制巩固科技霸权。但另一方面，历史不断证明，技术革命常常产生打破既有格局的力量，最初源自美国的一些技术突破也可能会促使科技领域的垄断性权力向着更多行为体扩散。

当前的一个现实是，美国已经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形成深度的技术互嵌，但它依然试图搞“脱钩”操作以构建某种“平行体系”，这注定是难以实现的。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实施后，一些美企仍坚持在亚洲扩建工厂，就充分体现出全球产供链融合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技术红利分配失衡使其他国家面临在科技浪潮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加上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对“数字殖民主义”保持警惕，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一些盟伴的关系可能因此出现更大裂痕。

第三，封闭逻辑与创新规律之间存在悖论。美国以民族主义手段追求技术霸权，违背创新规律。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开放性生态：斯坦福大学的学术自由、沙丘路的风投基金以及来自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人才等多种因素聚合，产生科技创新的“化学效应”。但如今，技术民族主义性质的签证限制、投资审查等操作正在瓦解这些基础。

历史一再证明，技术霸权无法通过封闭体系来维系。相反，19世纪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巩固工业优势，20世纪美国借助“马歇尔计划”扩散技术标准，均以开放来强化产业和技术领先地位。反观今日美国，对华进行蛮横技术打压和芯片限制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相关统计显示，对华芯片限制层层加码将使美国半导体产业每年损失高达360亿美元，15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受到威胁。

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美国的软实力将会因此遭到削弱。美国的一系列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操弄，使其长期标榜的“技术普惠”理念失去说服力。美国技术加速主义面临的困境表明，在新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用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去异化科技发展，只会适得其反。硅谷的创新基因本应与开放合作理念共生，当它被绑上霸权战车，不仅将失去技术的纯粹性，还可能因背离时代潮流而陷入困局。对美国而言，唯有摆脱零和思维，拥抱开放协作，才能回归技术初心，继续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引领性作用。

兼顾“数字主权”与普惠包容

张薇薇

技术加速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和思潮，核心观点是科技发展或技术进步是推动国家和社会变革以及人类进步的关键力量，主张通过大力发展先进技术尤其是前沿性、颠覆性技术来解决当今社会的一些结构性问题，甚至通过技术发展来推动人类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重构或根本性变革。

这种思潮试图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发展变化和人类社会演进找到一个简单化的模型，着重突出科技的重要性，进而在科学技术进步与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建立一种绝对的因果关系。近些年来，这种思潮之所以引发越来越多关注和讨论，也是因为人们见证着诸多科技领域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现实世界的巨大影响。以人工智能（AI）、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前沿性和颠覆性技术，正在给传统产业带来革命性改变，同时也给依靠科技进步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这些都为技术加速主义思潮提供了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技术加速主义也因过度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而带有相当程度的“技术至上主义”或“技术决定论”色彩。现实情况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动力多种多样、复杂交织，技术只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当我们谈及前沿科技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时，始终不能忽视其中最为核心的元素是“人”。经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将“人”置于核心位置，坚持人本主义，正在成为全球围绕AI等诸多先进技术制定政策时的根本遵循。而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确保科技发展的健康有序并与人类的福祉相协调。

事实上，对于技术进步有着过度理想化期待的技术加速主义思潮，在现实中并不为多数人所接受。技术加速主义者们普遍希望在前沿科技领域去监管化，并且主张打破国家主权限制，使技术不受他国主权管辖、自由放任地渗透到各个角落并创造巨额经济效益。这种主张投射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极易导致政府强势助力本国科技企业以“促进科技进步”为名冲击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则。

这种理念与现实的龃龉和碰撞，已在美欧围绕数字监管问题的激烈交锋中有所体现。以硅谷巨头为代表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希望能在欧洲尽量少受监管和限制地自由发展。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向来强调科技伦理、隐私保护和市场公平，不能接受美国科技巨头在欧洲大量获取数据并主导数据使用，不愿看到美企在欧洲市场“攻城略地”并实施绝对控制。于是，欧盟近些年来加大数字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立法，个别成员国还开始征收数字税，目的在于规制包括美企在内一些大型跨国科技企业在欧洲的运营发展，但也因此招致美国政府强烈不满。

在有关技术加速主义的讨论中，数字主权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数字主权，一般被定义为国家主权在数字空间的延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自身数据、信息、技术以及相关系统的所有权、控制权和独立决策权，对维护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公民权益、维持社会秩序等具有重大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筑牢数字安全屏障，维护数字主权，也正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封闭和垄断，而是既要维护数字安全也要促进全球科技普惠包容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中方倡导“建设包容、普惠、有韧性的数字世界”，致力于深化科技发展尤其是数字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健全相关的治理机制和制度体系，尤其注意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和其他领域科技发展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