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峰：探索构建“龙象共处”的竞融新生态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复杂交织的当下，中印经贸关系正站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20%，双边贸易额突破1300亿美元大关。这种紧密的经贸纽带，既承载着两国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愿景，也面临着贸易结构失衡、政治因素干扰等现实挑战。如果想在2047年实现“发达国家”愿景，印度就该充分认识到中印经贸关系绝非一些人所鼓噪的零和博弈，而是印度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支撑。

当前中印经贸关系的现实图景呈现出三重鲜明特征。一是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但结构失衡一直存在。中国连续多年稳居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4年双边贸易额达1384.78亿美元，但印度对华贸易逆差接近1000亿美元。这种失衡根源于两国产业梯队的差别，本质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差异的体现。中国出口以机电设备、电子产品、化学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而印度对华出口则集中于铁矿石、棉纱等初级产品以及农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足10%。一般来讲，这种贸易模式需要通过两国在经济互补以及产供链位置变化中逐渐调整，难以在短期内通过行政手段解决。

二是投资合作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对印投资存量在2022年达到约80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后，逐步下降，目前仅为40亿至50亿美元，占印度吸引外资总额的0.5%至1%，远低于中国对东盟12.3%的投资比重。

三是地缘政治因素对经贸关系的干扰日益凸显。印度过去几年对华采取的签证限制、App封禁、突击查税等措施，使双边人员往来断崖式锐减。这种政治寒流直接冲击经贸合作，中国企业在印项目平均延误周期被大幅延长，运营和维护成本激增。但与此同时，印度经济界的现实选择折射出更深层逻辑，从电子元件、电池板到汽车、机械、纺织品、制药等行业，自中国进口的制成品、中间品和零部件不降反升，继续增加，这反映出印度在关键生产领域对中国供应链的巨大需求。

中印作为亚洲两大新兴经济体，双边经贸合作既是两国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引擎。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中印更应把握机遇，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经贸互动，在发展中捋顺双边经贸关系，建立更平衡的贸易机制，共同构建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格局，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

首先，重塑贸易平衡离不开创新思维。一方面，中国可以适当扩大从印度进口农产品、制药产品等，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另一方面，印度不妨借鉴东盟“梯度开放”经验，在医药、IT服务等优势领域对中国实施“精准开放”。另外，中印还可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在5G应用、跨境电商、人工智能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使双边贸易结构从“垂直分工”为主转向“水平协作”。

其次，投资合作亟需突破制度瓶颈。中印加强相互投资合作，不仅能优化和平衡双方贸易结构，更能促进区域产业链融合。印度可考虑在金奈、孟买等工业走廊设立“中印合作示范区”，试行“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建立中印企业互认机制，提高供应链衔接效率。这种制度创新或既能保障两国的合理安全关切，又可释放资本和技术的溢出效应。

第三，地缘经济合作需要超越零和思维。抓住发展这一两国当前“最大的公约数”，坚持两国领导人关于中印“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是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等重要共识，通过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及时化解贸易摩擦。在此基础上，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尝试在非洲基础设施、中东能源转型等领域加强利益捆绑，打造项目共同体。中国企业的工程承包能力与印度的软件服务优势结合，共同降低海外运营项目成本。这种合作范式转换，既能规避不良竞争，又能培育新的增长极。 

去年10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喀山会晤，就改善双边关系达成重要共识。近期，两国关系取得一些积极进展，需要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努力解决现实问题。站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印经贸关系的战略价值已经超越双边范畴。对印度而言，中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不仅是技术溢出的“关键先生”，更是消费市场的“超级入口”。印度要实现2047年经济愿景，就应走出“脱钩”“替代”这些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思维定式，在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与中国共同构建“竞融新生态”。试想，当印度制造业工人操作着中国设备生产全球商品，当班加罗尔程序员为深圳科技企业编写代码……这种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或许将会成为两国经济发展的坚实阶梯。中印经贸关系的未来，不在于谁主导谁，谁替代谁，而在于能否在互补中创造新价值，在竞争中激发新动能。（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