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丰：全球ESG治理，中国为何能后来居上

持续异常高温、海洋热浪频繁、八成珊瑚白化……随着全球极端气候现象加剧，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正愈发成为各国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标尺。中国在这一领域虽起步稍晚，但近年来却以越来越猛的发展势头，展现出强劲的后来居上之势。

2024年堪称中国ESG政策、规则和标准建立的元年。2024年4月，中国沪深北三大交易所首次强制要求450余家上市企业进行ESG信息披露，甚至采用了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标准都没采用的“双重重要性”披露原则，力度之大引发了广泛关注。随后，财政部发布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为中国的ESG标准与国际接轨铺平了道路，开启了中国ESG标准与国际融合的新篇章。

今年以来，中国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又发布《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征求意见稿）》等一系列政策文件。从这些密集的政策动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在ESG标准制定上的高效与决心，其速度之快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

如今，中国已经为ESG标准的未来发展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总体目标是到2027年，中国企业可持续披露基本准则、气候相关披露准则相继出台；到2030年，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基本建成。此外，财政部还为未来企业ESG信息披露明确指出了四个扩展方向：从上市公司向非上市公司扩展，从大型企业向中小企业扩展，从定性要求向定量要求扩展，从自愿披露向强制披露扩展。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中国正将ESG标准和相关准则的制定工作推向加速阶段，并将其作为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变革，实现对中国企业的全面覆盖。

最近，安永（EY）等国际咨询公司在观察中发现，中国ESG准则正从单纯地与国际标准趋同，向超越的方向发展，在趋同的基础上寻求中国特色的落实。中国为何能够实现ESG治理的后来居上？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中国政府强有力的行政推动是核心因素。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组织（IPCC）评估认为，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上，行政手段往往比财政、金融、经济、信息等其他手段更为有效。而ESG工作与中国制定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中建设美丽中国、和谐社会等理念高度契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城市空气污染治理为例，中国政府启动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后，用评估机构预计的一半时间，就让多数城市的空气污染状况得到显著改善，这一成就甚至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而在环境治理与开发上，中国人也在不断创造退沙还草、盐碱地养鱼等“奇迹”。得益于高效的行政推动，可持续发展正越来越成为中国企业的名片，也让中国在全球ESG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其次，科技赋能是实现ESG目标的关键支撑。无论是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减少资源和能源的使用，“ESG+T”（Technology，科技）的模式都通过科技赋能，有效提升了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能源结构的转型。此外，科技也在不断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治理水平，尤其是在绿色低碳技术和与社会治理高度相关的数字化领域。例如中国在光伏、风力发电、电池储能、电动汽车等新能源领域的飞速发展，奠定了中国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的领头羊地位，并凭借领先技术和产业优势，在全球企业的ESG治理供应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在产业之外，中国先进的数智化技术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提升能源和环境治理效率、优化企业治理方面不可或缺。例如代表全球制造业领域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最高水平的189家“灯塔工厂”中，中国以78家的数量位居世界首位。这些成功的先进技术应用实践，为中国企业推动ESG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也预示着未来中国在企业ESG领域有望持续走在世界前列。

最后，考虑到绿色融资与规章落地的需求，香港未来或将在中国ESG发展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桥头堡，也是国际上首批采用ISSB企业可持续准则的司法管辖区域之一。在港上市的2300多家企业中，超过1400家来自中国内地。这将促使在港上市的中国企业遵循严格的ISSB标准，带动企业快速适应ESG的标准化治理。叠加内地的同步政策支持，二者形成的内外合力，不仅将推动中国ESG工作取得更大进步，还将在全球范围内树立标杆，使中国成为ESG领域的模范生和标兵。

从政策推进的“制度破局”到科技赋能的“产业突围”，再到香港金融与机制枢纽的“内外联动”，中国ESG治理正以“行政效率+科技创新+国际协同”的三重优势，重塑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规则坐标系。当西方还在纠结于ESG标准的意识形态争议时，中国已将其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底层逻辑，找到平衡发展与生态的密码。（作者是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