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法国不可改革”困境由何而来

7月1日，法国贝鲁政府再次面临议会的不信任动议。尽管极右翼“国民联盟”明确表示不会支持左翼社会党的弹劾提案，政府因此得以涉险过关，但其执政的脆弱性已是不争的事实。表面上看，此次政治危机源于养老金改革引发的广泛争议，实则折射出法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的深层困境，更是各政党为2027年总统大选提前展开激烈博弈的缩影。

要理解法国当下局势，需从根本问题谈起。长期以来，法国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政府支出在欧盟成员国中位居前列。然而近年来，经济持续疲软使高福利制度从助力发展变为沉重负担。法国养老金实行“现收现付制”，即在职人员缴费用于支付当期退休人员养老金。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职工与退休人员之比持续下降：1970年为4:1，至2023年已降至1.7:1。目前，法国养老金支出已占GDP的14%，远高于经合组织7.5%的平均水平。尽管2021年因经济复苏出现短暂盈余，但自2023年起财政再次转为赤字，年均缺口约为100亿至120亿欧元，若改革迟滞，2032年时累计赤字或高达1500亿欧元。

问题在于，形势如此严峻，为何改革却始终步履维艰？事实上，法国民众并非不理解问题所在。马克龙之所以在2017年当选总统，正是因为传统的左翼社会党和右翼共和党未能有效应对国家困境，选民将希望寄托于一位政治“新人”推动变革。改革成为马克龙执政的核心使命，是其“复兴法兰西”理念的根基。然而，改革往往意味着削减既得利益。尽管不少法国人赞成改革理念，但改革一旦触及自身福利，他们便产生强烈抵触。更何况，部分改革措施存在“一刀切”之嫌，公平性存疑，致使抗议、示威和罢工接连不断。正如英国《经济学人》所形容的，法国是“欧元区的定时炸弹”，并非因其问题最重，而是因为“有病不治”。

“法国是一个不可改革的国家”一说，背后反映出其固化的社会文化结构。法国拥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左翼思潮根深蒂固，“社会主义者”几乎成了全民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当贝鲁政府提出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4岁时，社会党即刻表态反对，这更多是出于政治立场而非现实考量。同时，法国社会斗争文化浓厚，且历史上多次通过抗争迫使政府让步。因油价上调而起，最终演变为全民抗议的“黄背心运动”便是典型案例。

法国改革之困不仅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心态的结果，也源于当前的政治格局。自去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法国政坛呈现左翼、中间、极右翼三分天下的格局。中间派执政联盟无法掌控国民议会，导致无论是此前的巴尼耶政府，还是两度遭弹劾的贝鲁政府，均属“少数派政府”，在推动重大议题时缺乏足够支持。政府不得不频繁动用宪法第49.3条，绕过议会强行立法，从而激化党派对立，引发不信任动议的连锁反应。

尽管形势复杂，我们仍需辩证看待法国的局势。首先，根据法国“半总统制”制度设计，无论议会局势如何，总统马克龙都不会提前下台。其次，目前三大阵营势均力敌，谁也难以独自主导议题，不得不在博弈中寻找妥协，而通常由总统支持的政府仍具备一定的施政空间。再次，各党派虽在表面激烈交锋，实则清楚频繁倒阁无助于改善自身形象，反而加剧民众对整个政坛的失望。最后，不排除总统在今夏之后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的可能，这也让各方在权衡“进退”时更加谨慎。

法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既具有本国特色，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共性挑战。马克龙试图以改革破除制度性桎梏，以实现国家复兴的愿景，但社会结构的惯性阻力极大，而西方式民主制度在这一背景下不仅未能成为推动力量，反而成为掣肘因素。这或许正是法国的真正困境，也折射出西方民主制度在深层结构性矛盾面前的无力感。法国需要尽量避免走入政治动荡期，这对自身、欧洲和世界都好。（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