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系列采访·英雄未老】百岁巾帼守护电波密码，听八路军无线电报务员回忆烽火青春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李迅典 余佳茵】“国家强大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我今年一百岁喽！”出生于1925年的杜兰英今年100岁。早年间先是参加地下党游击队递送情报，后分别在晋察冀二分区电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电台做报务员。

解放后，杜兰英在邮电部门工作，后在中国联通离休，2025年5月，《环球时报》记者来到了杜兰英位于珠海的家中，面对镜头，老人回忆起了80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往事。

杜兰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是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那时候叫绥远省（今内蒙古中西部）。大约4岁时绥远地区接连发生天灾，人把树皮都吃光了，爸爸怕我饿死，就把我和母亲还有哥哥一起托付给了山西的养父。来到山西后，家里虽然也不富裕，但多少能学点文化，我认了汉字，学了加减乘除，还会背九九乘法表，日子清贫，但不至于讨吃要饭了，也算是过上了相对平静的生活。”

杜兰英介绍称，这样平静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铁蹄践踏华夏大地，山西也未能幸免，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八路军在山西平型关重挫日军坂原师团，其后中国军队在山西崞县和忻县交界处的忻口一线组织了一次大型阻击战役，村背面的山脉成为了忻口战役阻击阵地的一部分，战争的阴霾笼罩了这片土地。

“我12岁那年，日本人丧尽天良，他们一个村一个村的屠杀老百姓。和我一起逃难过来的亲哥哥因为参加地下工作被日本人抓住，我亲眼看着他被捆在树上，被日本人用刺刀活活刺死了。和我一起的小姐妹也被日本兵的枪弹从后腰打进去，肠子都流出来了……日本人为了震慑村民，在枪毙共产党员的时候还抓了很多人，其中就有我的养父，日本兵把他们绑起来和被枪毙的共产党员跪在一起，警告百姓不许再为共产党抗日出力（俗称‘陪桩’）。惨啊！我们恨死日本人了！”杜兰英提高了音量对记者说道。从那时起，怒火在杜兰英年轻的心中燃烧。1941年，年仅16岁的她就带着国仇家恨开始了地下抗日救亡的工作。

“我那时个头小，很少被日本兵注意，我就帮着为地下党游击队递送情报，我把写有情报的纸条信件缝在衣襟里，按照要求送到指定的地下交通员手里，每一次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杜兰英称，“大概传递了一年的时间，我屡次向组织提出参加八路军的请求，组织上看我机灵、勇敢又能圆满完成任务，就把我编成了预备党员，和我一起的有6个人，只有我一个女娃娃，然后我们就被带着去了根据地。”

“在分配任务时，有人提议让我去当文工团员，有的说去当卫生员，后来考虑到我是预备党员，而且入伍前已参加了多次革命工作，政治条件好，还能识数认字，就把我送到报训队学习无线电报务了。毛主席称我们为‘千里眼，顺风耳’。”杜兰英自豪地对记者说道。

据介绍，学习期间她凭借聪明的才智和坚韧的毅力，迅速掌握了报务所需的关键技能。经过严格训练后，于1944年被分配到晋察冀二分区电台担任报务员，后因发报技术好，被抽调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电台做报务员。晋察冀军区在当时是八路军所属在华北的重要抗日武装力量，她就这样开始了充满艰辛与挑战的电台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到处设立据点，在这种环境下，我军多采用分散活动游击作战的方针，指挥机关与作战部队之间的距离都很远，有线通信和徒步通信基本不能适应这种情况。无线电通信就成为当时远距离快速通信和指挥部队的唯一手段，上情下达和下情上报主要靠电报。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电台，杜兰英每天都要接收和发送大量电报，这些电报或关乎前线的战斗部署，或涉及后方的物资调配，或传递着军民的抗战决心。

“起初收报机是三个真空管的再生机，发报机是单管‘哈特莱’，木头壳，功率小，收信机干电池也很缺乏，电量快耗尽时收听到的信号比蚊子声音还小，附近有狗叫、鸡叫都会受到干扰，听不清楚，因为山里没有市电，发报全靠摇机员手摇马达发电，条件非常艰苦。”杜兰英对记者说道。

杜兰英称，那时电台每天都有大量的电报需要收发，报务员们夜以继日地收发大量紧急加急特级电报，机器从不停歇。一方面上级对电台工作要求很高，要做到迅速、准确、保密和不间断。另一方面，客观条件很差。行军作战时报务员很难得到休息，有时电台跟随部队长行军，一夜之间行程百余里；有时急行军，穿越敌多道封锁线、铁路、公路、过大河、爬大山，到达宿营地后，部队可以休息，而电台却要抓紧时间架设电台，收发电报。当时战斗十分频繁，有时一天几次战斗。除主动打击敌人外，敌人经常对我进行突袭、合击。

“虽然艰苦，但我们那时都认为，每一次敲击电键，都可能是为胜利增添一份力量。为了确保电报能够及时、准确传递，战友们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分昼夜地坚守在电台前，数字1是嘀哒，2是嘀嘀哒，3是嘀嘀嘀哒哒……”说着，杜兰英生动地演示了起来，虽然已百岁高龄，但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却从未在她的脑海中褪色。

“国家强大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我今年，一百岁喽！”杜兰英的笑容在皱纹间漾开。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记得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大家跳起来欢呼，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我还扭秧歌来着呢！”在采访结束时，杜兰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战争是非常残酷的，生在和平年代，一定要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