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杰：欧洲执迷“人权外交”将无法对话

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也是中欧开展人权对话30周年。在刚刚结束的布鲁塞尔中欧人权对话上，欧盟还是继续对中国人权问题横加指责，抹黑中方。促进人权事业发展是中欧两大文明的共同关切，也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以发展促人权，以合作推人权，是中欧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一大宗旨。然而，欧方在人权对话中对中方说三道四、无中生有，甚至干涉中国内政，就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味道了。

无可否认，欧盟重视人权问题的态度值得肯定，然而人权问题除具有社会性和普遍性外，还具有阶级性和差异性。换言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人权问题上存在认知差异，而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认知差异，恰恰构成双方矛盾和争议的一个焦点。

对华推行“人权外交”是欧盟一贯的做派，也是欧盟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方式。近年来，随着欧盟政治、经济和社会出现若干难题，欧洲在全球重大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衰减。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欧盟自认在经贸及科技等硬实力方面难以同中国抗衡，唯有在价值观及规则制定等软实力领域影响尚存，具备对华施压的条件。人权问题又是欧盟价值观外交的核心，因而“人权外交”自然成为欧盟对华政策和对华施压的一大抓手。

为达“人权外交”之目的，欧方在人权问题上对华有三个主要政策选项。其一，将中国人权问题政治化。2022年6月欧洲议会通过的“新疆人权形势”决议，2024年10月通过的谴责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决议，2025年3月通过的《新疆供应链法案》等涉疆、涉藏动作就是如此，明显干涉中国内政。其二，将中国人权问题与经贸问题挂钩。欧方有意将中国新疆棉花、司法死刑个案、劳工权利及民族宗教等话题同经贸合作密切关联，通过《新疆供应链法案》等，污蔑中方企业“强迫劳动”。其三，将人权问题双标化。在香港出现暴乱时，欧方媒体“高度关注”，批评中国政府“迫害”乱港分子；而当西班牙出现大规模加泰罗尼亚民族独立示威场景时，欧洲主流媒体却集体“选择性失明”。

欧盟对华推行“人权外交”存在三个误区：一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自以为欧洲的价值观和人权观理应成为人类社会尊崇的道德标准及普世观。这也与欧洲的意识形态中心主义传统有关。二是对欧式价值观外交过度执着，认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把价值观外交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用“人权外交”来制衡中国，展开中西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输出竞赛”。三是欧洲内部一些人动机不纯，利用中欧人权对话机制妖魔化中国，既满足某些欧洲反华政客和人权组织的别有用心，又可达到转移当前欧洲内部矛盾的目的。

欧方对华奉行“人权外交”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30年来的中欧人权对话机制本应促进双边理解、文明交流、相互借鉴及增信释疑，但实际效果却打了折扣，常常沦为难有作为的外交平台。其次，欧盟对价值观外交的过度执着，特别是欧方将人权问题与经贸合作挂钩的做法，严重妨碍了中欧经贸合作的深化与拓展，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再次，欧方借“人权外交”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不可取，影响到双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构建。     

当前大国围绕全球秩序重塑的博弈相当激烈，欧盟也想成为重构全球秩序的“第三种力量”。然而，欧方如在人权问题上故步自封，试图用欧洲传统人权观对抗全球人权多边主义，欧盟的未来发展也将受到影响。另外，欧洲国家自身的人权状况也存在问题，没资格在人权问题上做他国的“教师爷”。面对今天欧洲社会日益出现的民主自由倒退、轻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侵犯难民移民权利、种族歧视、宗教仇恨、警察暴力等严重人权问题，以及来自美国关税大棒的巨大压力，欧方当前最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同中方正常沟通，避免让人权问题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障碍。（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