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群：人口红利退潮，东南亚有何政策选择？

越南国会日前通过议案，正式废除该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实行的“两孩”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开放生育数量限制。这一政策的调整，深刻反映了越南政府对于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社会可持续发展障碍的担忧。实际上，这也折射出面对人口红利的东南亚国家当前及未来面临的一个困境。

在过去15年间，越南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优等生”，实现了平均6.1%的GDP增长率，成功跻身“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行列。如此靓丽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越南人口结构优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越南去年人口数量破亿，被官方视为国家发展“重要里程碑”。表面上看，目前越南适龄劳动力规模仍在持续扩大，依然处于“人口黄金期”内。但数据显示，越南总和生育率已连续3年低于确保全国人口稳定所需的2.1，2024年跌至1.91，创历史新低。若不及时调整政策，预计未来将继续下降，2054年后人口将开始负增长且降幅持续增大。届时，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凸显，劳动力的供给显著不足，社会养老负担过重，将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越南人口红利的消退仅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缩影。东南亚第一人口大国——印尼，2024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已逼近更替红线。而泰国早于2005年便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31年将进入“超老龄社会”，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28%。人口红利的退潮，无疑对东南亚地区未来的长期经济走势以及发展战略带来挑战，成为地区各国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

客观分析，东南亚人口红利的退潮，并非某个单一变量所致，而是社会结构深层演化的结果。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乡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许多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渐被新兴的技术型产业所取代。后者更青睐高学历、专业技能强的劳动力，对数量的需求反而趋于减少。

另一方面，传统的生育观念逐渐被现代观念所取代，越来越多东南亚年轻人更加注重个人的发展和生活品质，不再将生育视为人生的必然选择。特别是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使得她们更倾向于追求事业和自我实现。

此外，城市生活成本的攀升、住房和教育资源紧张，也进一步削弱了年轻人对生育的愿望，一些人因养娃成本升高而改变了上一代那种结婚生育规划。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剧的问题日益凸显。随着寿命延长、医疗进步，老年人比例持续攀升。这对东南亚国家原本就不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构成了一定的压力。从劳动力市场供给到养老体系负担，东南亚国家面临着双重挑战：未来不仅要弥补劳动力的缺口，还必须保障迅速增加的老龄人口。

笔者认为，东南亚国家有以下政策选择：第一，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生态，从根本上降低养育成本，缓解部分人群的育儿焦虑。生育激励不仅仅是经济补贴，更需包括住房保障、托育支持、教育资源公平等综合配套，以建立起支持家庭的社会基础。新加坡“婴儿花红”计划将现金补贴与公积金账户联动，形成从产检到学龄前的全周期激励，这种精细化政策设计值得借鉴。同时，应优化职场环境，为女性提供生育后的职业保障和平等晋升空间。

第二，推动“银发劳动力”再开发战略，通过终身教育体系，盘活存量人力资源。重视中高龄人群就业，有利于延长人口红利期和挖掘二次人口红利，进而削减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风险和冲击，为促进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推动力。

第三， 加强区域协作机制创新，建立跨国人才流动网络，突破国界寻找方案。欧盟采取了多种创新措施，在区域内简化专业人才招聘程序，促进劳动力跨境流动。东南亚可借鉴欧盟经验，例如允许菲律宾护士、缅甸建筑工人等在区域内定向流动。从东盟一体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来看，东盟秘书处也可考虑设立常设人口委员会，统筹劳动力市场数据、协调社保政策对接，将人口挑战转化为区域治理升级的契机。实现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 

历史经验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如同缓慢转向的巨轮，其影响往往在越过临界点后突然显现。东南亚各国当前的政策选择，将决定未来能否开创出“质量型发展”的新航道。唯有在社会成本分摊、代际公平维系、区域资源整合等方面实现制度创新，才能为这个拥有6.7亿人口的地区赢得转型窗口期。（作者是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