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言：“十五五”期间应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

编者按：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我国将于2026年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目前党中央正在组织起草“十五五”规划建议。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对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凝聚共识，汇聚众智，证券时报即日起推出“专家建言‘十五五’规划”专栏，敬请垂注。

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中泰证券研究所分析师 贺钟慧

“十五五”时期，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将继续上升，国内需求成为大国博弈的一种重要战略资源。近年来，我国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受到产能过剩、债务高企、回报率偏低等多重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充分挖掘消费潜力、提高消费能力，持续提升消费在GDP中的比重。

一、当前消费占比较低的表现及影响

当前，消费占我国经济的比重较低，可以从规模占比和增长贡献率两个角度来看。

最终消费占GDP比例方面，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为56.6%，近年来持续处于55%左右水平。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例为55.6%，比当年全球平均水平低了17.4个百分点，不仅明显低于美国（81.3%）、日本（75.4%）、韩国（67.8%）等发达经济体，与印度（70.7%）、泰国（74.3%）、越南（63.4%）、巴西（81.6%）等主要新兴经济体也有较大差距。

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方面，2024年我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4.5%，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0.3%。在当前外部环境变化不确定性增强、不利影响加深的大背景下，国际大循环或将受到一定阻碍，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减弱，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至关重要。从进出口结构看，中国制成品出口顺差占GDP的比重约为10%，即我国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约三分之一用于出口，部分出口受阻产品转内销，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进行承接。

消费占比较低，给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导致价格水平持续低迷，CPI同比增速自2023年3月以来持续低于1%水平，PPI同比增速自2022年10月以来均为负值。过低的价格水平对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市场预期等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进一步制约“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畅通。

二、我国消费占比较低的原因分析

我国消费占比较低的原因，可以从增长模式、企业经营、居民收入等多方面分析，也可拆分消费的内部结构进行研究。

从增长模式看，我国长期以来是投资主导型经济。自2007年起，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例长期保持在40%以上，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尽管2015年8月、2018年9月、2019年8月、2022年4月曾多次出台促消费有关政策文件，但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并没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可能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办法多、经验足，而对促进消费则缺乏抓手且见效较慢。当前，继续通过投资拉动经济面临产能过剩和债务高企等压力。产能方面，我国人口占全球比重（17.5%）与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31%）存在较大缺口。

从企业经营看，“重资产、低利润”的特征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年可比数据，不考虑2020～2022年受疫情影响的特殊情况，2019年、2023年、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同比分别增长5.8%、6.0%、4.5%，营业收入同期分别增长3.8%、1.1%、2.1%，利润总额则同比分别下降3.3%、2.3%、3.3%，明显呈现出“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特点。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整体低于美国以及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近10年ROE高于15%的上市公司仅15家，而美国有109家，ROE连续超过10%的公司数量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影响企业投入研发创新的意愿，不利于未来利润增长；员工薪资预期下降，也将影响消费意愿，进而传导至企业产品销售和生产，形成“负向循环”。

从居民收入看，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家庭调查大队的抽样调查结果，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徘徊在43%～44%之间，低于全球60%左右的平均水平。从分配角度看，主要有两方面不均衡。一个是中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较大，目前占到我国人口数量60%的中等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三组居民家庭，其可支配收入占整体居民部门收入的比重仅为31%，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严重偏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收入分配差距抑制了消费潜力释放。另一个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较大，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仅为城镇居民的42.7%，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928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55.8%，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有助于提高整体消费。

从消费结构看，公共消费少影响了对整体消费的带动作用、服务消费少不利于增加就业进而提振总消费。公共消费方面，2021～2023年，中国年均公共消费率比全球低0.51个百分点。有研究显示，公共消费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在长期中提高私人消费0.4个百分点，因为用于民生的公共消费能减少居民部门扩大私人消费的后顾之忧。服务消费方面，2022年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占GDP比重为19.7%，与一些发达经济体相比有明显差距。由于每单位服务业GDP带动的就业人数高于每单位工业GDP带动的就业人数，服务业对于吸纳就业的作用非常重要。美国总就业中83%分布在服务业，德国和日本也有70%，未来我国通过扩大服务消费带动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增加就业的空间广阔。同时，2024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银发经济不仅能够激活老年消费市场，也是扩大服务消费、稳定就业、提振总需求的宝贵机遇。

三、多管齐下，提振消费

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可以从提高消费的绝对规模和提高消费的相对占比两方面入手。扩大消费规模，需要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增强消费能力；提高消费占比，需要在调整经济结构、有效资源配置上下功夫。

一是强化宏观政策对促消费的支持，实现“愿消费”。财政政策方面，通过优化财政支出投向，推动中国公共消费率回升到全球平均水平，更好拉动私人部门消费；增量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规模，结合实际情况纳入部分出口转内销商品，研究将支持品类从商品消费扩展至服务消费，并根据收入水平差异化设定中低收入人群享受的补贴资金比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进一步优化完善消费券政策，更好发挥地方特色产品的竞争优势。货币政策方面，适时降息降准，用好用足支持服务消费和普惠养老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新型政策性工具对完善消费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有效降低消费成本。

二是将惠民生和促消费更好结合起来，实现“敢消费”。加快推出育儿补贴，持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逐步推进实施免费学前教育。加快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实施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加强对养老服务、家政、长期照护等服务行业的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大对低收入人口、完全失能老年人、困难群众和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基本生活的保障力度，提高就业补助资金、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研究对特定群体发放用于消费的现金抵用券。

三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能消费”。深入分析研判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劳动力的影响，开展新业态、新模式、新技能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劳动力供给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加快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提高技能人才收入待遇水平。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探索实施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综合纳税申报。更大力度促进农民增收，持续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积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通过盘活土地和住房等资产、发展绿色农业等方式增加农民收入，释放乡村消费潜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提高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要素回报水平。

此外，逐步完善考核目标，进一步夯实促消费的制度保障。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将各地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作为考核指标，进一步明确促消费的政策导向。加快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更好提振地方促消费积极性。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设计有关“投资于人”的统计和考核指标，具体可包括教育、培训、就业、医疗、养老、托育、文化等方面，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水平。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钱随人走”、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随人走”，逐步实现人口净流入地区增加基础设施投入以提高效率，人口净流出地区视情减少基础设施投入以避免浪费。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